作者：神爱世人，魔只爱神
对前者，因为有非常完备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苏俄和苏炎两国的领导的认识很清晰，指导得较好。
在苏俄，弗拉基米尔等领导者根据历史教训，一开始就实行了抑制富农的政策。
在农村，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农民要么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逐渐破产成为贫下中农，要么朝着资产阶级的发现发展，成为富农、地主。
在农村，发展生产力自然有两条路，通过走资本主义的路，让大部分农民破产成为廉价劳动力，用所谓生产积极性的神话制造一小撮的富农地主，把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到这一小撮人手中，购买农业机械，开发农业资本。
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不可能选择走这种路，这是一种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实质上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强化资产阶级的力量，会让无产阶级丢掉政权。
他们当然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让农民建立三级合作社，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通过农业合作化来积累资金，逐步建立农村工业，购买农业机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农民也就成为了农业工人，这就消除了工人与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差异。
这种选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农村必须扶持贫下中农的力量，在在各个方面都打击富农。
在历史上，苏俄一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造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剧烈，以至于富农这群农业资本家控制了农村、控制了粮食。
他们的力量很强，不仅制造了城市饥荒，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苏维埃政权公然对抗，甚至还扶持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布哈林，希望制定更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自上而下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宰。
有了这种教训，苏俄并没有实行新经济政策，他们借用苏炎的历史经验，搞了一个苏俄版本的三大改造，用了五年，到1922年的时候，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粮食危机，没有出现宰杀耕牛等大规模毁坏生产资料的现象。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贫下中农逐渐成为农村的中坚力量，而富农的势力则被逐步削弱，少部分富农势力冒头搞事也很快被镇压下去。
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依旧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苏俄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较为圆满的成功。
而有了苏俄的经验，苏炎的成果就更加丰厚了，只是用了三年，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城市，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体系，在农村，三级合作社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在其他任何条件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仅仅是通过合作化改变生产关系，就让粮食产量同比提升了百分之十以上。
而在完成这一壮举后，苏炎便迎来了新的挑战。
在农村建立三级合作社制度，虽然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却并不等同于在农村建立了真正的全民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企业生产的产品和利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和分配，无论是苏俄还是苏炎，在工业中都实现了这一点。
然而，农业不行。
苏炎的农村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上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宗族势力的影响深厚，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普遍较低。
而且，在许多地方，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不足，社员之间的利益矛盾时有发生。一些合作社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社员们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也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了，苏联的农村没有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
所以，在农村，合作社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主要属于社集体所有，这只能算是一种“社集体所有制”。
在农村问题方面，苏炎要克服的困难，远比苏俄要多。
在这一背景下，苏炎领导层开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早在“三大改造”时期，苏炎内部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他们认为，苏炎“三大改造”的速度太快了，隐患太多，这会导致生产力跟不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他们提议，应该至少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的时间，稳扎稳打，先发展一段时期的生产力，有了足够的生产力，就能水到渠成实现苏炎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农业合作化。
这种声音以姜道离为首，而且获得了李维林、陈秀全、周学圣等一众革命老将的支持。
不过，李润石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搞一个“过渡阶段”，而这种过渡阶段的实质，就是想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绿灯。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苏俄的实践证明了，在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可以反过来支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走向。
所以，可以通过在农村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后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生产力也有两种，一种是前进，搞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么倒退，搞一个所谓的“过渡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
沐源坚定地支持李润石的观点。在书记局会议上，他公开点名批评了姜道离，指出了其主张的危害性，他强调苏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容拖延或倒退，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姜道离在压力下做了公开检讨，承认了自己认识上的不足，表明了态度。
而再加上苏俄也成功完成了“三大改造”，有了这位苏维埃兄弟的铁例作为实证，姜派反对的声音也就消失匿迹了。
而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随着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浮现，姜派再度发声了。
姜道离亲自率队调研了全国几十个省的一百多个农村，深入了解了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最后撰写了一篇详尽的报告，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若干问题》。
在书记局会议上，他公开作了一个长达三小时的报告，直指当前农村合作化进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农民对合作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合作社管理中的问题、地方干部执行政策时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的披露，让农业合作化的前景显得不再那么明朗了。
一下子，关于农业合作化是否要发展的问题，立即在党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
...
PS: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那一段历史，毕竟教科书上都是春秋笔法，将斗争的东西一笔带过。
黑暗森林·解放三体 : 第205章 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苏炎复辟的
姜道离的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是一夜之间，原本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农业合作化工作骤然停滞。
在各省，各地领导们本来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正全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农民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纷纷参与到合作社的建设中。
文化阵线上，更是有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歌颂着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
就如新炎日报，就刊载了这么一篇名为《合作田（甜）》的诗。
【田间沃野铺绿毯，春风拂过麦苗间。昔日孤耕苦如海，今朝携手天地宽。
锄头换作铁牛忙，犁铧翻开希望章。合作化来喜讯传，穷土变金遍地香。
农家齐力共耕作，汗水洒处收成多。丰年景象映眼前，千村万户笑声和。
一条大路向光明，合作田里花盛开。劳动人民当家主，齐``心共筑新未来。
山河共染红旗展，携手并肩意志坚。合作精神长久在，丰收年年庆团圆！】
然而，姜道离的报告一出，这些地方领导们顿时变得举棋不定，面对刚刚起步的合作化工作，他们一时间拿不下主意——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干？
有些人是政治上的考量，姜道离作为中央秘书长，他的报告获得了一众中央领导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党内有分量的老同志们都表态支持他，所以这些地方领导需要观望观望政治形势，免得和中央政策不一致，犯了错误。
有的则是真的开始怀疑，书记局的领导们是不是觉得之前的决策太过激进，现在要纠正过来。
作为分管全国政府工作的总里，李润石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种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争论是认识上的路线分歧，而非涉及根本性的路线斗争。
毕竟，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应。
而此时，苏炎社会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便影响到了党内，成为党内这种认识分歧的认识根源。
所以李润石一开始认为，姜道离所代表的这一群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意见，更多是对于发展路径和具体政策的分歧。
而沐源则是有些愤怒了。
这么多年来，姜道离给他的印象都是不错的，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忠诚能干的干部。
他本来不该这么生气。
但是，他吃过的历史教训，远比这个时代的人要多。
多年斗争的经历让沐源养成了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苗头保持高度警惕的习惯。
所以，姜道离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广大农民积极性高涨的时候，突然浇上一盆冷水，用意何为？
很显然，坏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会大声叫嚣，我们要走资本主义了，我们要把全国工农都变成雇佣奴隶！
人不可能这么愚蠢。
走资派也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宣扬，那么那么马上就会被全国人民打倒。
所以，每一个想要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都会把自己的实际目的，隐藏在光明磊落的口号下。
比如说，他们往往会用一副冠冕堂皇的面孔，打着“发展生产力”的旗号，把农民推向破产的深渊，让工人下岗事业，让资本家尽情地剥削工农，又比如说，嘴上说要“民主”，要让工人自治，不要党来领导，实际上这是要把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变成厂集体所有制，然后就可以一步步把集体的财产放进私人的腰包里了。
这种类似的欺骗手段，沐源可见得太多了。
姜道离此时的举动，不禁让他想起了历史上那些恶贯满盈的走资派，干过的那些可恨至极的事情。
他马上便邀请李润石到自己的住所详谈此事。
李润石很快便来了，一坐下便听到沐源直截了当地表明，要严肃处理姜道离。
李润石顿时有些不解道：“老沐，现在大家都在说，姜秘书长敢讲真话，敢说实话，敢于反抗权威呢。
结果老沐你...”
在听闻姜道离的报告后，李润石虽感到惊讶，但认为这只不过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结果沐源就说要罢免他的职位，这实在是有些打击报复的嫌疑。
毕竟，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是沐源大力推行、亲手敲定的，当初反对的声音也是不少的，所以，姜道离反抗的那个权威是谁，自然不用多言。
沐源闻言，缓缓摇了摇头：“润石，你见过的走资派太少了，居然一时间被姜道离迷惑了。”
他指出，姜道离的报告大有问题，成果部分不过寥寥数十字，但是那个“而”后面的问题，他整整说了三个小时。
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中，当然是存在利也存在弊的，但是，姜道离的报告通篇都在说弊，显然，他的目的不是什么说实话、指出问题，单纯就是想否定农业合作化的大方向。
沐源这一番点拨，令李润石马上反应过来。
一个事物内部往往存在着互相对立的矛盾，前进与后退、利与弊，这都是相互对立的矛盾。
但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是占主要地位的矛盾，而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那主要的自然是利，从全国的粮食增产形式来看，从阶级利益开看，利是远大于大于弊的。
但是，姜道离很明显在说弊大于利，他表面上看似是在揭露工作中的不足，实则是在用一种“形左实右”的方式，掩盖他对社会主义路线的否定。
看到李润石回过味来了，沐源又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没有任何标题，装帧简单得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本重要的书。
他知道，李润石现在毕竟还是太年轻了，还只有三十多岁，很多理论上的、斗争上的东西，他还在学习、实践，走资派的迷惑性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斗争，通常是看不清他们的面目的。
“润石，这是一份绝密的历史资料，”沐源低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某种莫名的意味，“你学习学习，看看历史上那些走资派是如何一步步欺骗人民群众的。”
李润石接过书本，感受到它沉甸甸的重量。
他一打开封面，便看到了书名。
《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苏炎复辟的》
黑暗森林·解放三体 : 第206章 剥削有功，适度剥削，富农党员！
在与李润石交谈后，沐源沐源又邀请了华熊猫、姚武昌、王春江、何青、凌千早等人前来，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讨论。
讨论过后，华熊猫立刻前往了北东地区，姚武昌去了越北、越南，凌千早去了广省，何青、王春江去了晋西、晋东省。
不久之后，苏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社论。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前苏炎党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里面写道：“在苏炎，富农经济很弱，富裕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苏炎的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与富裕的中农实行和平竞赛中表现出来的。
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
一开始，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着，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
在贫农和下中农的后面，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
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着地主和富农，站着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原本是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而现在，党内居然出现了这么一股声音，他们宣传什么【适度剥削】【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居然公开支持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社论无疑是直接向党内的那一股声音，即向姜道离那一撮人开炮！
很快，这篇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苏炎北东局第一书记华熊猫迅速表态，他在北东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苏炎的北东地区是全国上下最早解放的几个地区之一，然而但近几年来，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在悄然发展，新富农四处涌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而不少贫农因为缺乏生产资料，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其中有些人欠了债，有些甚至卖掉了土地。
这种情况如果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农村必然迎来阶级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会埋怨我们，指责我们见死不救，不帮他们解决困难。
苏炎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一旦农民群众反对我们了，工农联盟就被破坏掉了，苏炎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就摇摇欲坠了！这绝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绝不能让这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左右我们的方向！”
很快，李润石也在经济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大搞特搞，勤俭办社，要抓住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事例，通过宣传大力推广，提高广大农民办社的信心。”
他说：“在尊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番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这样一个贫困的合作社，竟然在三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山上取来了大量生产资料，使得一些前来参观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穷棒子社’正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缩影！
难道五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与此同时，在越北、越南的调研会议上，姚武昌也毫不含糊地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指示。他面对一群地方干部，语气严肃却充满信心：“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他们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
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出发，发展其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说明可以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而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出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说明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
同志们，你们不要被姜道离的报告搞迷糊了，放手去干！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轨道上来，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
何青和王春江到了晋西省，在晋西省召开的会议上，省里干部详细汇报了合作化的进展情况。两人了解到，晋西省的合作化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原本异常贫困的山沟沟里，许多贫困村通过合作化走出了困境，粮食增产很多，农民们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
随后，两人分开行动，各自走访晋西和晋东两省总计三百多个合作社，亲自了解情况。
两人回来后，立即汇总资料，经过几天的整理与撰写，他们总结了晋西、晋东地区合作化的成功经验，而且还揭露了一些思想落后干部的阻碍和破坏行为，最终写了一篇《苏炎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苏炎日报刊载了这篇报告，随附了沐源和李润石为报告所写的按语。
上一篇：与手游后宫的星海帝国
下一篇：魔女，火球与蒸汽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