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208章

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在赣江平原的另一个入口,抚州,第7军19师也在做同样的事。

两个师的部队一路驱逐村镇的民团保安队、扶持农会武装,一直到南昌防线外三四公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

南昌城内的蒋军对此一脸懵逼但不敢乱动。二绥区的部队现在不多,以前有一支第七军镇城,但在李宗仁的三番五次要求之下,桂7军已于1931年1月调往武汉的一绥区。整个南昌城,现在没有一支敢出城野战的军队。

“中华民国广州革命政府宣告:”

“自8月31日起,江西南昌以南、丰城抚州以北地区,实施乡村民主自治,以尽快修复因水灾而遭毁坏的农田、水利、交通设施,恢复生产。”

“自9月2日起,广州革命政府将在安徽省六安县设立淮河抗灾物资转运中心。”

“任何武装力量和武装团体不得对此广州革命政府的安排实施阻挠或干扰。”

第八十六章,利剑再度出鞘

安徽,六安县。

1931年9月2日,革命军第6军16师在瓢泼大雨中进入六安城,原在此驻军的蒋军31军66师不战而退。

16师入城之后立即接管六安的城门、道路、关卡,接管治安,安顿宿营。师指挥部借用66师的房屋,搭起电台天线之后立即联络英山的鄂豫皖军区总部。

“我部已控制六安。城内灾民数量超出此前预计。这些灾民为从安徽、苏北等地逃难而来,3万居民的县城,涌入灾民超过五千,沿街乞讨者多达两千人。我师在搭建帐篷解决灾民住宿问题,但县城存粮不多,仅够支持7-10日,请军区尽快予以援助。”

16师师长徐海东巡视县城。

六安不算受灾严重的地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灾民步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来这里,有亲戚投靠的就投靠,没亲戚投靠的就睡大街。问题是到9月份,皖北地区仍然雨水充沛,这些灾民每天晚上就挤在破庙、道观甚至民宅的屋檐下睡觉,下雨再刮一阵风,席地而睡的男女老少就都全身湿漉漉。

“报告!军区回电!大批救济粮正从安庆、庐江向六安运输,由国际红十字会及雇佣的护送队运送,9月9日或10日第一批可抵达六安。”

徐海东:“时间来得及。但救济粮队由雇佣的护送队?这不靠谱吧?”

“安庆、庐江都是南京控制区,只能由红会的人护送。”

徐海东:“我们都已经进军到南京的控制区内,占县城了,……师侦察营,让他们明天上午出发,在庐江、舒城设点,保证红十字会的粮食安全抵达六安。”

“是!师长,如果侦察营在护送过程中遇到蒋军抢掠或者盗匪抢粮,是否开战?”

“他们胆敢来抢粮,就打,”徐海东说,“总参已下发了开火授权。”

广州。

总参在下发进军令的时候就授权各部队遇到武装袭击可就地反击。其实在上个月,总参命令丰城、抚州、汨罗镇的驻军提高战备等级的时候,一线部队指挥员就知道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了。

“16师进占六安。蒋军66师主动让出县城。根据县城内风传的消息,是31军军长薛岳指示,让66师主动撤离的。”

陈天衡:“薛岳这次做得还不错。”

周士第:“蒋介石救灾不力,已经招致了全国上下的声讨批评,他到现在还只是发训令发通电,什么《呼吁弭乱救灾电》,什么“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如果我军出根据地救灾他还阻挠甚至开战,那到时候就不是声讨了,而是全国游行要他下台了。”

陈天衡:“还需再给鄂豫皖方面发电报提醒,此次我军进入六安县城,是不打算缩回去的。让16师在协助救灾的同时,也抽空检查六安城防,把防御体系建立起来。”

六安不是山区,是大别山外的平地。而且,六安距离合肥只有70多公里。

所这里作为救灾物资集散点也是这个原因:粮食药品等物资从这里分发到红会的运输队,走不多远就可以到合肥,上各种交通线,将这些物资输入到灾区。

“第9师来电报告,他们勘测选定的前进指挥部地址为向塘附近。”

陈天衡看地图,向塘在南昌城南15公里,距离所谓的南昌市-县城防体系的第一道战壕仅5公里。

周士第:“这个前进指挥部有可能被南昌防御区的野炮打到。在这里放9师的一个团吗?”

陈天衡:“前进指挥部是9师27团团部,但27团不在这里扎堆,而是分散在周围5公里的地界内。修建指挥部的永久工事时注意对炮火的防御,在防炮工事全部完工之前团部不进驻。再说了,我们还有后援。”

黄维:“此前在赣江平原的武装进击,南昌的二绥区也根本没有反抗。”

总参作战部回复丰城方向,同意第9师的前进指挥部选址。

自1929年的第二次反围剿以来,时隔两年多,革命军这把利剑再度出鞘。

虽然剑只是抽出来对面就缩了,刀口没见血,但寒光闪闪的锋刃还是吓了不少人一跳。

六安的市民、灾民以及救灾的机构人员发现,驻扎城内的革命军已经完成了换装。

全师轻武器统—制式,步兵清一色三八大盖,还都是崭新发亮的新货。辅助部队三八式马枪,每个步兵班一挺QJQ-30轻机枪,也是崭新黑亮。

接管六安城之后,每天市民都能看见身穿革命军军服的士兵跑前跑后,有的监督灾民救济工作,有的搬运武器,有的在强化防御工事。

原先66师在这里修的战壕、碉堡、瞭望塔之类的东西,16师接管之后更成体系化、更完善了。所有战壕都增设了排水设施,在战壕之间16师还挖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平底坑,坑中是一门82毫米或100毫米迫击炮,黑洞洞的炮口指向防线外。

广东的兵工厂现在很厉害,这有不少人都知道。但六安的这支部队可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他们居然能给孤立在外的根据地的部队也全面换装?

“红十字会感谢广州军队在北方的果断进军。也非常感谢广州方面提供的飞机。”

国际红十字会托德·盖尔默委员前几天乘坐一架飞机从广州飞往英山,再以英山为基地飞了几个架次,从空中亲眼看到了高邮湖和洪泽湖的灾情。

“但这次水灾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在空中我看见大片闪亮的水体,犹如一个巨大的湖泊。然而领航员告诉我说这不是大湖,这是高邮湖中泄出的洪水,将整片的耕地完全淹没了。”

“南京政府的统计数字说,在高邮湖决堤事件中有15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苏北因水灾而成为难民的人数多达170万。这只是水灾的一个局部地区。估计在这场水灾中,直接死亡人数超过40万0,接下来因为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会超过100万。”

“水灾还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它将重创淮河流域的农业,因为农业基础设施被大量摧毁,此后几年,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的农业产出可能都无法完全回复。”

“总长先生,或许,你们的革命军和联合政府该重新考虑一下。”

陈天衡:“考虑什么?”

“我要说的不代表红十字会,也不代表我的国家,”盖尔默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十几年前我曾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地点是天津和华北地区。在那里我探访了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在天津的外国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也到过华北的很多城市和农村。”

“有一名美军的少校对我说,他到天津上任,驾车外出做了一次短期旅游之后,就意识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既有深重的社会危机,也有深重的农业危机,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

“他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他在华北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生在野外的无主之地的树。没有树,没有燃料,缺少耕地,水利工程正在毁坏,缺少畜力,只有人。无穷无尽的人,他们基本上都处于饥篷的状态,因为这片土地已无法让上面的人民享有充足的谷物了。”

“他直率地说,他在天津看见了一个文明正走在衰落的道路上。”

“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一桩巨大的负资产,你们的政府……或许该放弃它。”

盖尔默说了一大通。陈天衡想猜他说的这个美军少校到底是谁,但这好像没必要猜。

“盖尔默先生,您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革命军中也有很多来自北方的成员,他们的家乡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清楚。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决心,因为这就是革命的最终目标。”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联合政府中的国民党人,最基本的革命理想就是‘救国’。中国是由其国民组成的,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四亿多民众的共同体。”

“我们要拯救这个国家,而不是给这个国家‘重新定义’。北方太穷,算了,不救了。如果我们总是灵活地重新定义,那干脆只把广州和附近一块地方定义为我们的革命目标,连粤北都排除在外,那我们或许几年之内就可以说我们达到救国的目标了。”

“可北方人也是中国人,四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共同体,无法分开,这是不能绕过去的。”

“我们的奋斗,就是让这四亿五千万人有基本的生存权,有基本的人权,从而让整个民族走出危难,走向现代化。”

盖尔默:“好吧……联合政府在广州运行的这四年时间,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向上发展的势头,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们,如果扩展到北方,你们就会发现要让自己维持向上的势头,并不容易。”

“陈天衡。”

“那个……杨度,你还记得吧?”陈独秀打电话找陈天衡。

“当然记得,总书记,太记得了。对了,你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吧。”

“是啊,是啊,”陈独秀说,“印象太深刻了。”

“但是杨度,嗯,啊,他现在在医院。可能快不行了。我们,是不是去看一看他。”

第八十七章,这个世界不对劲

1931年9月,清末奇人杨度的生命快走到终点了。

自联合政府成立后,杨度就一直住在广州。写书,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文章,与陈独秀冯友兰赵元任等坐而论道,有时候也去中山大学,与讲师教授学生等等更多的人坐而论道。

与原历史稍有不同的是,陈独秀一直不让杨度入党。

不过杨度对此并不那么坚持,毕竟他当年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遁入空门整整三年,佛系是标配。在中山大学的辩论会,也经常有人拿杨度曾怂恿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来诘问他,杨度只是笑笑,也不怎么为自己辩解。

不管怎么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杨度不用东躲西藏,而是安稳地呆在广州的居所,回忆人这一辈子,笑一笑苍天,也自嘲地笑一笑自己,日子也还算惬意。

在协和医院下车,陈天衡就想起了那次杨度用耳语对他说的那句惊掉人下巴的话,额头顿时冒出汗来。再看看陈独秀,脸上也差不多的表情。

两人都曾被杨度破过防。

“杨先生。”“皙子,我来看你啦。”“啊,陈总书记。陈总长。快请坐。”

杨度躺在病床上,说话缓慢,声音虚弱,但吐字是清晰的。

“杨皙子,你真乃奇人,我真的很佩服你,”陈独秀握着杨度的手说道:“在上海那一句话像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当时我是不相信的,并且在心中拼命否认。直到托洛茨基把他的学说完完整整地著书成文,我通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和他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只是各自挑了一个视角去说。”

“那,我现在来这里是要告诉你,我们打算阻止这种未来。不一定就会成功,因为未来难以预测,更何况这是要不止—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但我们会向那个方向努力的。”

“正因为我们打算做这些事了,所以,你的那一句话,我现在也不再讳莫如深压在心底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和你谈了。”

杨度微笑:“仲甫,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妙,未来。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陈独秀:“对啊,对啊,事在人为。”

“其实,度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与托洛茨基相提并论,”杨度往托洛茨基的话题说开去,“仲甫你刚才这么说,我实在是惶恐。我接触马列理论时已年过四十,对西学尤其是哲学并不专精,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至今了解尚浅。托洛茨基不一样。在理论方面,他比我强太多了。”

“他的理论,他的思辨,无懈可击。我没有用‘几乎无懈可击’,就是无懈可击,他的所有的推理都是严密的和无法驳倒的。”

陈独秀:“可他的学说却推出了一个实际无法成功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沿着他的这条路走下去。”

杨度:“一道算学题,如果你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每一个计算环节都算得没问题,算出来的结果却是张三正以每秒四百里的速度向你走来,你看了这个答案会如何?”

陈独秀:“额……”

微笑又出现在了杨度脸上:“仲甫,这是一件你至今仍然不愿直面的事。”

陈独秀、陈天衡:……

“我,我我,”陈独秀站起来说,“我去大夫那里看看你的治疗方案。”

陈独秀仓皇离开病房。

杨度:“所以无论俄共还是苏共,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就是骂街,有时候还道德绑架,从不辩经,斯大林本人也从不写理论著作来回应托洛茨基的理论。”

陈天衡:“其实这些斯大林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做的是试图把这些漏洞悄悄盖上,绕过它。而托洛茨基说‘本系统全凭此漏洞运行,不能绕过,要发扬光大’。这就是斯大林纠结的地方。”

陈天衡:“几个月前,我去新丰江水电站大坝工地视察,当时车走的山路,在一条岔道前停车,我看见了前方一条岔道立了张很大的宣传牌,画了一辆摔得稀烂的卡车,写着四个大字‘前车之鉴’。”

“把这一幕画下来的人,无论他作画的的目的为何,在历史上都应该有他的位置的。”

杨度:“你们从未进入那条岔路,直接开进了另一条路。”

陈天衡:“是的。”

杨度哼哼哼笑了几声,闭上眼睛养精神。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

“这个世界不对劲。”

陈天衡:“……我们在做的事业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无法用以往的常理来判断或者预测。”

“我说的是,”杨度看着陈天衡:“你不对劲。”

陈天衡起身,看看医生留在床头柜的药,看看吊瓶,看看医疗仪器。

杨度:“蒋介石清共时,他有全国之兵,而共产党只有两张暗牌。”

“到政权初立,仅有广东一省加湘赣的山区,而蒋介石有几乎整个中国。”

“这本该是好手难架群狼的局面,大军压境,虽勉励支撑,然最终节节败退,除非你们集中一切可用之人和可用之资材,竭泽而渔,削平任何怀疑和反对,以极深度的动员和极致一致的思想,孤注一掷于反抗蒋介石,才有可能稳住阵脚。”

“可现在变成了什么?蒋介石两次围剿却一败再败,大军压境之时,广州城内车水马龙,工商兴隆,象牙塔内各种异端邪说轮番现眼。噢,我也是异端邪说之一员。”

“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太对。”陈天衡:“…..…”(继续看药方)

杨度:“但是,可能也正是这样,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学说,也能坦然地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异端,并心平气和地、有板有眼地思考和判断。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

陈天衡:“杨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事指挥员该做到的事。我们不能失败,广州联合政府不能失败,唯一的根据地不能失败,而我同样也对自己设定了这样的要求。”

“接下来的事,我就看不太懂了,呼—―”杨度吁了一口气:“不过也没关系了,我就要成为历史喽。”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病情没太严重,会好起来的。陈总书记和我今后还想多听听您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别的地方,还真听不到。”

“我病成什么样我自己知道。我的见解……-略有些惭愧,其实并非度一个人所思考而得。”

陈天衡:“噢?”

“那是在民国七年,我隐居佛寺,不想再掺和政治,一个自称晚辈的任姓学生来访,与我在寺中畅谈几天,说了很多。”

“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而前一年恰逢俄国革命,所以我在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这个晚辈也与我聊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等的事,还畅谈和设想了苏俄的未来。”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这些见解……是这个晚辈学生和你一起谈出来的?”?

杨度:“岂止。有九成是这个学生说的或启发我的。”陈天衡:“这个学生……姓什名甚?在哪里可以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