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247章

陈天衡说自己的意见。

“而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即刻收复满洲。这需要南京方面彻底放弃与我们对抗的想法，并且，联合政府进入总动员的战争状态，革命军兵发东北，收复东三省。南京方面对此是不太配合的，联合政府在现在就进入总动员状态，也并非最理想的时机，因此很难实现。”

“如果换一种思路，我们在华北和东北创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下一次中日交战时，继续让日军铩羽而归，让他们明白不可能再在中国身上占到便宜了，这是可以实现的。”

陈天衡：“这种局面，也同样可以使得日本将战略重心转向海洋方向，诱发一场日本发动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

“陈总长，南京政府发委任书了。任命马占山为热河省省长。”

陈天衡接过电报纸：“是在预料之中，但确实不错。给马占山发个祝贺的电报。”

“是，”卢德铭说道，“不过陈总长，部队指挥官兼任地方官，这在革命军当中是没有先例的。”

陈天衡：“革命军当中没有先例。但之前南京政府放出风声来的时候，军委提前得知并且讨论过，可以特事特办。让马占山兼任抗联四军军长和热河省长，于现在的北方防御形势是有利的。不过，杨林今后的任务就重了。”

两天前军委讨论做出决定之后，就提前与马占山交换了意见。广州方面支持马占山就任热河省长，不过广州也表达了对抗联四军建设的重视和关切。双方达成的一致是马占山以省长身份继续兼任抗联四军军长，但杨林转任抗联四军代军长兼参谋长职务。

除此之外，从革命军中抽调的军、师参谋班子也组建完毕，在抗联四军的基层军官南下到黄埔就读的同时，参谋班子北上履职。

与抗联四军的基层军官同时南下的，还有奉军创始人，东北大佬张作霖。

张作霖三月份病倒，四月份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但他的病情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并且找不出具体的病因。在热河战事结束，前方没事之后，张作霖转到广州医院治疗。

“陈总理，邓副总理，这是广州革命军总医院对张作霖的全面病理检查报告。”

总后卫生部将一份报告递送到联合政府的总理办公室：

“张作霖身上有慢性中毒的症状，是长期中低剂量摄入重金属元素导致的结果。”

陈独秀：“什么?就是说，他被日本人下毒下了很长时间了？”

“不确定是被谁下的毒，只能大致确定为刻意投毒。在过去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张作霖被人下了慢性毒药。”

第147章，承德练兵

承德。

“宋军长、张副军长好。”

“杨参谋长，你好。打搅了，哈哈。”

“哪里哪里。”

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38师师长张自忠前来承德，考察抗联四军的日常工作训练。

承德是抗联四军军部以及一师驻地，但其实承德也有29军的一支部队，刘汝明的暂编2师。但29军军部是设在密云，离承德有几十公里距离。

抗联四军的三个师分布在承德、隆化、滦平三角地带，和29军一起担任热河省的驻军主力，打起仗来就是背靠背的关系。

“你们抗联四军已经统一换装革命军的军服了啊。哇塞。”

宋哲元在一师看见全师上下已经完成换装，革命军的军帽在西北军这里又得了一绰号“尖盖帽”，和他们的“大盖帽”做区别。

张自忠：“厄我想问个问题啊，革命军的部队现在都是在南方的，有能在塞外冬天穿的军装吗？”

杨林：“有，从29版军服就设计了寒区冬装，32版和29版一样也都有。我跟你们说，革命军的大衣样式还特别帅。”

张自忠：“32版军装和29版有什么区别？”

杨林：“外观版式没有大的区别，主要是用料好了一些，29式军服做的时候条件太简陋。噢这位是抗联四军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

在承德保卫战之前，抗联四军是参谋长杨林兼政治部主任，现在杨林是抗联四军的代军长，无法再兼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是从湖南第二军支持过来的干部。

罗荣怀和宋哲元、张自忠握手，宋哲元问道：“罗主任，我对革命军在抗联四军搞的政治工作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大家知道的，抗联四军还是属于抗日联军编制，抗日联军理论上还是属于南京的部队。”

罗荣桓：“杨参谋长主持政治工作的时候抗联四军的政工就基本搞出了框架，南京方面的条框不是问题，我们都研究过，南京的军队同样也将政治工作写在了条令中，我们只是把这些条令，嗯，用我们的方式具体化而已。”

宋哲元：“这是我们特别想学习的。”

罗荣桓：“这没问题，我们到一师看看，我会着重介绍现在一师的士官体系。”

“士官体系？”

罗荣桓：“是的，革命军的基层政治工作，是由士官来保证的。”

……

革命军的士官现在分为7等，下士、中士、上士；四/三/二/一级军士长。加上普通士兵的列兵、二等兵、一等兵，“兵”一共有10个级别。

“下士是职业兵的起始，中士和下士都是部队中经验较为丰富或者有专业技能的士兵。上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分水岭。从上士开始，士官分为专业技术军士和指挥军士。担任指挥上士的士官要进行4到8周的培训，确保其具备合格的指挥能力。”

“上士之后是四级指挥士官，在步兵中一般叫做排军士长，它是步兵班组战术的关键人物，这我们以后再谈。四级之后是三级军士长，连军士长。在陆军部队里，三级指挥军士长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由他领导全连的士兵委员会。”

宋哲元：“噢，这就是革命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在编制中的体现。”

罗荣桓：“在一个步兵连中，连军士长通过士兵委员会掌握官兵的待遇、获取士兵对待遇的反映信息，同时他也管连队的出勤、训练、军容、军纪等等。”

“但连军士长和他的士兵委员会不能影响连队的指挥和军令，指挥是由连长和党代表决定的。也就是说，管吃管穿，还管打屁屁，但不管战斗决策。”

宋哲元：“这就是把士兵委员会和连的党代表或者指导员分开来了，确实有道理，如果由着士兵委员会参与作战决策，就可能会发生这一仗上级要打但是士兵委员会坚决不想打的情况。”

“三级之后是二级，指挥系的二级军士长又叫做营军士长。二级之后是一级，总军士长。总军士长在师或者独立团里从事士兵人事管理。他是三级军士长和士兵委员会的直接上级，可以认为他管理着士兵委员会上面的‘士兵总工会’。”

张自忠：“这么看来，革命军的4、3、2、1级军士长，在每支部队里的编制是固定的，这确实很有规律。”

罗荣桓：“是4、3、2、1级指挥系军士长的职位是固定的。刚才我说了，从上士上开始，士官分为专业技术军士和指挥军士，专业技术军士是没有固定人数限制的。牛人多就多，少就少……但是专业技术军士没有指挥授权，他不能指挥战斗。”

承德保卫战之后抗联四军伤亡极大，但经过恶战幸存下来的这2000多人、加上医院伤愈归队的近两千人，都是一等一的骨干成员。

以这些百战老兵为基本，将其中相当一部分按照军士长的目标送去培训，这就构成了三个师的老兵基础。

这三个师，一师师长黄显声，二师师长赵尚志，三师师长彭雪枫。

黄显声在去年7.7日本入侵时是奉天公安局长，但实际上他是正经军队出身，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毕业，在当公安局长之前在东北军当旅长的。

“军长，张大帅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黄显声今天见到马占山、杨林，先问起张作霖的情况。

马占山摇摇头：“听说不是太好，也就是勉强维持吧。日本人真不是东西，不知道买通了大帅身边哪个下人，连续给他喂了至少一年的毒药。”

杨林：“张学良已经从上海赶往广州了。”

黄显声：“咱们抗联四军也得派出一两个代表去广州探视吧。”

马占山：“是的，是要去探视，四军的探视团由我带。”

……

奉天。

关东军参谋、特务处处长板垣征四郎，现在终于可以在武藤信义前挺直腰杆了。

“司令官阁下，特务处采取此种方法也是权衡各种策略之后的最优选。张作霖此人谨小慎微，对我国我军有极多的提防手段。他平日即便是进餐，餐食也需由下人先尝试，没有不良反应他才肯入口。所以我们只能采用慢性毒药投喂。”

“我们在去年奉天事变前半年便开始了动作，但最终见效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虽然没有赶上奉天事变，但此时张作霖病倒，对奉军的瓦解效果也相当的强。”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们特务处在做事了。”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虽然见面不骂板垣征四郎了，但也没有表扬的话，“张作霖退场还需几个月呢。而且，板垣参谋，你应该知道，接下来奉军不过是进入少帅时代而已。”

板垣征四郎：“呵呵，少帅比老帅差太多了。”

武藤信义：“你们，现在的目光不应只盯着奉军了。讨热战你还看不出来么？我们的敌人不再是奉军一支，而是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特务机关要在这两处都开展工作。”

“嗨！我机关一定全力以赴！”

武藤信义：“只是全力以赴便可以吗？何时能给我行动计划？”

板垣征四郎：“我机关已有针对关内支那政府的多套计划，可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还可以使得两个阵营重新混乱。我们，打算，从南京政府先开始工作。”

……

南京。

不用板垣征四郎做什么所谓的特务工作，南京政府现在就够混乱的。

打赢了热河-长城抗战，但中国军队在这一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在将赤峰方向的孙殿英部，以及29军宋哲元部缺失的伤亡数字重新统计进来之后，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总伤亡比是3：1，付出了六万人的伤亡，其中阵亡者一万七千多人。

而南京政府的军费当中，用于善后的款项没有到位。

这就是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不同之处。

蒋介石虽然每次搞钱都不择手段、吃相难看，但他在做事前是真算过帐的，这一仗打下来要耗费多少钱粮，我该筹款多少，什么时候筹款需到位，这些蒋介石都心里有数。

汪精卫呢，就是把各路人马号召起来，问问钱筹集得怎么样了，得到回答是“快了，公债已经在印了”，马上就点兵开打。

现在好了，热河-长城抗战打完四个月了，阵亡将士抚恤金还没有到位。

于是，各部队只好自己想办法。

革命军是在报纸上提醒了一句“你南京政府的抚恤金记得别忘了”，转身用联合政府的财政给抗联四军以及关系比较好的傅作义部、宋哲元部把抚恤金给先垫上了。

桂系那边，广西和湖北的钱袋子也凑得起给阵亡将士的抚恤金，于是李宗仁也有样学样地在报纸上提醒了一句“你南京政府的抚恤金记得别忘了”，转身用桂系自己的小金库垫上了抚恤金。

于是现在只有两支部队筹不到钱。

一支是赤峰方向孙殿英的部队，他们防守赤峰失败，退到围栏被蒙古叛军背刺，伤亡不小。但因为不和革命军一个战场，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小金库，孙殿英现在没钱善后，也没钱募兵恢复战斗力，整个部队还是减员60%的状态。

孙殿英现在到处在打听围栏和内蒙附近有没有辽代大墓。

另一支善后款无着落的是——第一军。

哎哎，蒋介石嫡系的嫡系，南京第一军，在辽西走廊两个师近乎被打垮的，现在没钱善后。

“宋财长、校长还没有回应吗？”

南京浦口，回到驻地的刘峙问道。

一师师长俞济时脸色也很不好，他对刘峙也是叹了口气：“宋子文哪能随意给我钱啊。校长现在隐居浙江，他只要出来活动，江浙财团那里还是能筹集出一批钱的，可是校长现在不便露面。”

刘峙：“唉！”

俞济时：“。”

刘峙：“唉！都是我们自己挣的钱啊！”

俞济时：“可要是不暂时把钱垫上，军心真的会散。”

“我知道，我知道。”

刘峙拿出支票本：“生意很难做的，咱们的公司去年一共盈利才五十多万啊……”

第148章，这世界是按闹分配的？

南京政府筹不到钱给参战部队有很多原因。其中最让人无语的是7-8月份的黄河水灾决口。

黄河在1922-1932年处于枯水周期，每年汛期的最大流量没有一年到警戒线的，这让黄河两岸的居民和政府有点放松警惕。1933年，黄河上游降水突然增多，河南提防马上告急。

7月份，洪峰抵达河南，黄河大堤漫溢31处,决口73处，受灾县份30个，270万人流离失所，死亡人数一时难以统计，只能估计在万余人到数万人之间。

更下游的山东，境内的黄河虽未决口，但黄河南、北决口的洪水在脱出黄河主河道后全都灌往山东，使山东成为受灾面积最大的省份。

南京政府的灾害事件是黄河水灾，广州政府这边的随机灾害事件是地震。

8月25日，四川绵阳以西的茂县发生里氏7.3级、麦加利烈度10级的地震，茂县叠溪古镇被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整体埋没，被截流的河水又在被埋的古镇上形成了一个叠溪湖。

陈天衡去年去四川视察部队时说过四川以及西南地震灾害频繁的问题，但眼下并无全国整齐划一的灾害防御体制，川西又是相对偏远的地方，四川的西南集团军只能在震后派遣第5军和第10军指战员前往救灾，向灾区提供医疗和药品食品，减小伤亡和灾后的疫情流行。

现在四川解放刚一年，四川人的生活正在经历清末以来最大的转变。

……

“川人过去二十年的记忆，军阀，捐税。”

“1931年，四川仅刘湘这一路军阀就花了2200万元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73.4%。1931年刘湘的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75%。1932年，还好，刘湘和四川各大小军阀终于被赶跑了。”

四川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代省长王维舟率四川民政代表团到广州，汇报四川现在的经济状况。

“四川的捐税还有一个特点是预征。当然，军阀混战，可能各地都有预征的，但四川应该是最厉害的。”

“到1932年上半年，南充的捐税预征到了1960年，这是川20军干的。资中预征到了1966年，犍为预征到了1967年，成都预征到了1980年，最夸张的是灌县，川28军在灌县把捐税预征到了1990年。”

王维舟翻下一页：“所以当革命军进入四川，我们游击队也从川东入重庆继而到四川各地接管政权的时候，四川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哀鸿遍野。”

“1932年对四川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南京那边终于服软，不和我们打了，这样四川与长江下游的贸易就能继续进行。加上联合政府对四川的财政资助，这一年四川是在逐渐消除军阀时期经济上所受的毒害。”

毛润之：“军阀对农民的压迫，大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现在一并消除了，过去川人被盘剥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状况，是能逐渐缓解的。”

王维舟：“其实是一回事，四川的大地主，哪个和军阀没有点关系呢。斩草除根把军阀这一家子挪走了，从上层的财政到下层人的生活，都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毛书记、毛部长，我觉得，四川如果想要恢复为大家都想说的那个天府之国，最好还是休养两到三年的时间。”

毛润民：“现在军事开支收归中央，四川自己的财政开支里这一块已经彻底砍掉了。向中央财政上缴的部分等于是包含中央预算中的军费开支，但以现在军事开支所占的比例推算，这个比例是远小于过去的。更何况1932、1933年中央暂缓四川的财政上缴，都暂时留在四川本地，这可以让四川做比较大幅度的减税，以及应付各种花销。”

王维舟：“对，这样四川的经济状况能够好转不少。如果1934年，这个政策再延续一年，那就再好不过了。”

陈天衡：“关于军事开支，现在重庆兵工厂，从四川人的角度说，这其实不是一个负担了，而是一个向川外出口的产业。中央财政今年向重庆兵工厂投资了600万元，其中有200多万是在四川产生的人力开支，这就意味着四川人的工作机会以及国民收入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