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271章

在中国这么多年，魏策尔的主要工作对象都是中央军，一共建设了4个军、12个师的“德械化”部队，其中10个师已建成。此外还有南京官校教导师。

除此之外，德国军事顾问团还插手建设了改革后的西北军。自将冯玉祥赶走之后，西北军已基本效忠南京政府，于是南京方面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把西北军当做“准自己人”建设，一共改编出了20个“调整师”。

中央系的“德械化”部队在长城抗战和淞沪抗战中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战斗力，所以蒋介石才有“三打一可以打日本”的结论。不过，三比一的公式仅限于这10个“德械化”师和桂系的几支正宗广西老兵部队。

在军事工业方面，南京也做了一些准备。从1933年起，从德国和捷克购买工艺图纸，制造7.92毫米步枪，这步枪曾被定名为“精卫式步枪”，现在已经改换名字，叫“中正式步枪”。

中正式步枪和仿马克沁的7.92毫米重机枪都在金陵兵工厂生产，此外上海兵工厂也能生产重机枪。

捷克式轻机枪也在洽谈购买图纸生产。

金陵兵工厂还有仿造博大众75毫米山炮的计划，只是造炮比造枪难，博大众75毫米山炮又比以前南京生产的的克氏75毫米山炮进步巨大，未来一两年时间，金陵兵工厂恐怕都要致力于研究如何造炮。

南京政府的军工厂、兵工署对形势并不感到乐观。这不是说什么中日方面的对比，而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广州联合政府在军事工业方面已经将南京甩在身后了。

“陈总长好！”

一年没见，第二兵工厂轻武器部门主任冯凯胖了不少，但眼睛的眼袋和黑眼圈比以前重多了，看来这一年冯凯的工作不轻松，整个人都亚健康了。

陈天衡：“你好。这位就是第二兵工聘请的外国专家？”

冯凯：“是的是的，这位是帕尔·启拉利先生，享誉欧洲的轻武器设计大师。”

帕尔·启拉利和陈天衡握手：“您好，中国的总参谋长阁下。”

陈天衡定睛多看了两眼启拉利。

冯凯的话一点没吹牛逼，启拉利的确当得起‘享誉欧洲的轻武器设计大师’的头衔。他能让瑞士西格公司生产的自动步枪（轻机枪）冠名以“启拉利自动步枪”而不是“西格自动步枪”的名字，足可见他在枪的设计阶段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

陈天衡：“所以，第二兵工厂设计的新型冲锋枪，也采用了杠杆延迟闭锁装置，是吗？”

……

轻武器测试场。

“这是第一兵工厂和株洲兵工厂设计的冲锋枪原型，株35。”

“这是重庆兵工厂设计的冲锋枪原型，渝35。”

“这是第二兵工厂设计的冲锋枪原型，沙岛35。”

三支冲锋枪摆在了陈天衡面前的长条桌。

第一兵工厂以前仿制生产MP28II冲锋枪，拿出来的样枪明显看得出和MP28II有血脉传承关系，像是MP28II加小握把、把弹匣从侧插改下、再把护木枪托大幅度简化。

重庆兵工厂的渝35的握把则看起来和汤姆森有延续关系，但因为陈天衡定下的采购价非常苛刻，重庆厂不得不大幅度简化冲锋枪结构，汤姆森的很多特征被抹掉了，只剩下个握把。

只有第二兵工厂的沙岛35，陈天衡看起来很有新颖感，找不到太多的其他现役冲锋枪的元素。

陈天衡：“耳目一新。看起来，这支冲锋枪命名为‘启拉利冲锋枪’也是名副其实的。”

启拉利：“非常荣幸。”

……

三款冲锋枪都是自由枪机式自动方式，冲锋枪大多数都这样。不过，渝35、株35是纯正的自由枪击式，沙岛35不是。杠杆延迟系统能让子弹在枪膛击发之后，枪机开锁和弹壳后退的时间稍微延迟一下，这样枪机不用太长的后退距离，枪比较紧凑，而且枪很稳，连发时精度较好。

延迟开锁系统到后来还有MP5的滚柱闭锁延迟开锁，但这对现在的材料技术要求太高了。延迟杠杆只是要求材料强度高，滚柱可不止是要求强度高，还要求外表面超耐磨……

此外，这一套系统还可以让高膛压大威力的步枪弹也能采用，而不用担心枪弹的火药燃气泄露、向后迸射，法玛斯步枪用的就是这套启拉利发明的杠杆延迟系统。

陈天衡：“但是我感觉这支冲锋枪会很贵。”

启拉利：“……”

冯凯：“不会的，不会的，招标书上写的采购价不超过200国元，这是一条硬标准，我们是不会越过的。实际上，这款枪我们大致核算过成本，首批采购价只需要188元。”

“是吗？”陈天衡看看冯凯，再看看手中的枪，拿起来摸索了一下，将枪做了简易分解，拿起拆出来的枪机：“这个杠杆延迟机构，要进口还是能自产？”

“能自产。”

“这套延迟杠杆机构成本多少？”

冯凯：“两块多吧。真的，就两块多。第二兵工厂从欧洲进口的最新机床，加工效率很高的。”

陈天衡：“先上测试场试验，走完对比测试流程，我们再来评判。”

第186章，三方势力都在考虑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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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治四十年，军部就已将《帝国国防方针》上奏圣上，此后二十八年，陆军一直秉持此国策方针，扩展日本之生存空间。”

“当今之局势，则又到了明治三十八年的微妙时刻。如欲续日本之国运，唯有放手一搏，阁下！”

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直视冈田启介首相，目光炯炯：

“必须将日本转入战时经济体制！实施国防动员！扩充军事力量，尤其是陆军！只有这样，才能一击而打垮中国！”

上海事变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而告一段落，尽管蒋介石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日本军方仍旧觉得不满意。

军方当然不可能满意，这不是中国方面在上海停战谈判做多少让步就可以解决的事。军方其实想要的是通过上海一战，取得全局的主动权，这一目标毫无疑问是失败了。

这次失败之后，陆军省转而开始支持另一种意见：

上海的事情搞不成是因为军队太少了！

以至于陆军要辛苦地“微操”，在上海开打吸引注意力，这样在东北才有可能形成兵力优势。日本就应该转入战时体制，将陆军从17个师团扩充到32个师团，这样随便哪个战场都能一路平A！

冈田启介翻翻白眼，不同意松井石根的话，但也没有反驳。

自犬养毅遇刺后，日本政党以及整个国会这两年都在瑟瑟发抖，国会和各地方议会圈子里早已流传开了“日本政党政治已经终结”的说法。虽然冈田启介是首相，陆军部、海军部理论上都是内阁下的一个部，但军方已经成了一股独立于首相的不受国会控制的势力。

实际上军方现在应该是能在相当程度上操控政治。

冈田启介：“自欧战结束来，各主要强国没有进入战时体制的先例。日本如果实施国家动员，势必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反映，后果难以预料。”

“各主要强国，哼，”松井石根不屑地说道，“你是说英法美罢，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

冈田启介：“这不是跟着谁走，而是日本六千万国民不能随便因为一件事情，就终结当前的和平生活，进入战时体制。松井阁下，我看过《帝国国防方针》，也记得其中所定的国策，乃是说俄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国防应以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为重点。如今，据我所知，阁下所要求的进行国防动员，并非是向俄国开战。确切地说，是为了向中国开战。”

松井石根：“是为了保住满洲，这个向俄国摊牌所必需的大陆桥头堡，所以这是符合《帝国国防方针》的。但中国深受英美毒害，对满洲随时可能动用武力，对日本也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我们不得不先解决中国。”

冈田启介：“日本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么等到陆军真正面对俄国的时候，该怎么办，天皇亲自到兵工厂车零件吗？”

“首相阁下！您这话太过分了！”松井石根怒道。

冈田启介：“陆军大臣川岛义之阁下并没有向我或者在内阁中直言日本应该进入战时经济体制，您此番前来，或许是代表陆军来探口风。但我也只能坦率地说，国会和内阁是不会同意此提议的。如果陆军对此表示不满，大可以面见圣上，请求圣上裁决。”

两人在榻榻米的交谈并不和谐。半小时不到，松井石根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了站起告别。

……

淞沪停战之后的东亚，三方主要势力都在不同的场合谈及了“总动员”，但三方都没有付诸行动。

日本是军方暂时还没有压服首相。

南京是压根总动员不能。

广州是在经过激烈辩论后，认为还应该缓一缓。

当然不是说广州联合政府会一直缓下去，实际上投票和辩论中，有很多委员是觉得迟早要解决南京政府，之所以投了弃权或反对票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没到：淞沪抗战刚刚结束，虽然南京政府签了个不知道啥玩意儿的和平协议，但淞沪之战中，南京政府的军队是真在抗日。

“陈总长，我总觉得，你还是有办法说服一些人的，之所以没有去做，是因为你觉得时候未到。”

张发奎来找陈天衡，说的还是对南京总摊牌的事。

陈天衡：“我们肯定最终是要统一全国的，你说‘时机未到’，对。既是辩论时场上委员们的观点占比，也是联合政府现在工农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等等方面还差一点最后的准备的时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毛润之书记在会上说的几点理由应该是很清楚的。”

张发奎：“看来现在只好如此了。我发现在你们党内，讨论议题时，你基本上都和毛润之书记站在一边。不过这倒也很容易理解。”

陈天衡：“啊？你觉得很好理解吗？”

“是啊，你们都是湖南的，还都是湖南一师的，还是师生。”

陈天衡摇头笑道：“这可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一个议题我都经过仔细考虑，不是啪地一下就举手那么简单的。有时候还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

现在其实并不是每件事都有历史可以“抄题”，事情变化得太多了。

陈天衡第一次差点CP第干烧是好几年前了，1927年夏。革命军南昌起义后移师至湘南、赣南，党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如何在具体事务上脱离苏俄自己探索道路时，毛润之提出农村工作的一揽子计划，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乡村自治’系统。

但陈天衡记得‘乡村自治’是毛润之在原历史的1919-1923年支持过这一套做法，后来就不是了。为什么在新的历史线，到了1927年，革命军在湘南和赣南扩军整编，准备南下广东时，毛润之又重新提出这一套做法呢？

CP第烧了大半天，陈天衡举手支持毛润之。

现在八年过去，广州联合政府的农村政策还就是这一套。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方式，革命军在湖南和江西的势力扩展，在贵州、四川以及现在的陕西，都是农村工作队作为先遣队，在武装力量抵达之前，或明或暗地将农村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

陈天衡：“张委员，李福林现在也是委员，你和他应该多交流交流。这次总投票他投弃权了。”

张发奎：“李福林其实赞成把蒋介石干倒，他弃权的理由是现在南京政府控制区还有钱赚，等南京的钱被赚完了再动手也不迟。”

“是啊，”陈天衡说，“有那么一大片地区，可作为湘粤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同时这还不算是对外国出口，是挺不错的……”

张发奎：“你说得对，我是该和李福林私下交谈一番，钱是赚不完的，如果只想着赚钱，那就会变成一直保持现状。”

陈天衡：“不，南京的现状不会一直保持下去。”

……

“这就是，‘法币’？南京印的钱？”

两张钞票，一张是浅绿色调的“壹元”，一张是蓝色为底色的“伍角”。

面值壹元的法币正面有农夫耕田图像，各式复杂的花纹，纸币面幅大小和广州的相仿。

当然，上面所有的字比如“中国银行”这些都是繁体字，而广州的国元用的是简体字。

陈影：“现在南京发行的纸币约等于没有锚定物，他们四大银行的储备库中银元只有5000万枚，黄金十几吨，但发行的法币，第一批投放市场的就有4亿元。”

毛润民：“相对于南京政府的控制区域和经济体量，4亿元其实不多。宋子文还是克制了的。但是，我们和他们做贸易，得涉及到法币的问题了。”

陈天衡：“应该还是老规矩，只收银元外币，对吧。”

毛润民：“对。但很快南京区域的银元就会枯竭的，然后法币就逐渐替代银元铜币成为主流了。到那时候，和南京区域的贸易就得通过大代理商进行了。”

现在南京区域与广州联合政府区域的贸易，既有大贸易公司之间的大量“批发”，也有小商小贩无孔不入的销售。因为现在南京和广州的控制区并没有围墙，两个区域尤其是边界老百姓的往来基本是自由的。

于是边界区域就有大把的小生意人来回走动卖货，根据商务部的估计，这种小商小贩卖货至少占了总贸易额的1/4。

过去两年，由于白银危机，南京区域的银元渐渐不足，这已经影响到小商小贩的销售额了，今后银元绝迹、法币流行，可能这种销售模式就要断绝。毕竟广州联合政府区域内肯定不会流通法币。

陈天衡：“那看来，最多一年之后，南京政府的区域，就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

“南京政府区域变穷了，”毛润民说，“但有一种商品，他们再穷也是要进口的，磺胺。”

陈影：“还有马上就要商业化的，嗯，盘尼西林。”

陈天衡：“盘尼西林的菌种和生产提纯工艺，那个任克兵，杨度一面之缘的学生，真的贡献很大吗？”

“任克兵自己收集的菌种给我们初期的试验帮助很大，但现在的青霉菌不是任克兵找到的那两种，是后来我们到处搜寻到的，产量提高了50%。生产提纯工艺，那几张图纸里的设备我们现在还造不出来，但是，嗯，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

陈天衡：“那本笔记，恐怕今后要成为国家级文物了。”

第187章，新兴工业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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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盘尼西林）现在广州还无法量产，但已经可以少批量提取青霉素用于临床试验。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的杀菌效应后，世界各国的医药研究所就都在研究这所谓的杀菌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1930年，谢菲尔德皇家医院就用青霉菌提取物成功治愈了新生儿眼炎，但这是把生长出来的青霉菌团日的一声打成糊糊，从里面榨取出液体（霉菌肉汤滤液），直接滴进幼儿眼眶里，实际上这时候人们还搞不清楚这团糊糊里的有效成分到底是啥。

中山大学的医药实验室也在第一时间根据弗莱明的论文做试验，一开始试验根本没效果，后来从牛津大学要到了弗莱明发现现象时的菌种，这才复现了青霉菌团杀菌的试验。

再后来就是那本“神秘笔记”的出现，推动了医药实验室的研究，从这时候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开始遥遥领先牛津大学。

对新型药物的渴求不仅是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药实验室特别强烈，整个广州联合政府区域内的药业公司、乃至联合政府，也都对新药极感兴趣。

因为这东西赚钱。

1934年，广州联合政府的制药业和药品专利贡献税献收是2900万元，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虽然不高，但它和钨矿砂一样，是联合政府现在为数不多的高净值产业之一。

这俩绝大部分都是出口产值，而且是高利润。钨精矿开采、洗矿和运输成本130元/吨，香港报价600美元/吨（1240国元）。联合政府对利润部分收取约50%的资源出口税，另50%归赣南矿业集团，后者到现在已经把整个赣南变成了一个正在开采十几种有色金属的矿区。

其他的出口商品，包括所谓的中国特产，都没有这个待遇。比如猪鬃，虽然中国出口的猪鬃占世界猪鬃贸易总量的75%，但去年进出口公司出口860万元的猪鬃，是花了600万元从各地收购上来的。这利润率还算高的了，桐油的利润率更低。

这两项商品的出口和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出口一个性质，主要意义是能有机会把国元换成美元英镑。

制药业和钨矿还有点不一样，钨矿是老天赏饭吃，药业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广州制药业的主要印钞机磺胺就是如此。

1929年，第一号磺胺药物投放市场。1931年，药物实验室获得了第二种磺胺系衍生物，药效比一号更好。

推出二号药物不是继续赚钱，而是一号药物在美国和德国已经出现了仿制品，尤其德国人，他们鼓捣的生产工艺生产效率很高，成本也很低。二号药物适时出现，靠着高药效把一号药物的市场挤占了，仿品虽然价格低廉，但卖得不好，于是广州又续了两年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