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279章

“蒋委员长早就说过，民主主义之政治理论，无论苏式民主还是西式民主，皆不适应中国的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就像现在粤匪的伪国务会议，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

“我就把话放这儿，粤匪去年不战，今岁也不会征，明岁也不会战，这是一定的。当今之中国，唯有法西斯之政治理论，唯有以蒋委员长为首的铁与血的领袖和组织，能保证最有效之统治！”

“还有人说什么现在粤匪势大，证明粤匪有什么制度优势，这也是歪理邪说。粤匪无非是这几年，借双方和平协议之机，对我民国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掠夺，掠走我方上亿银元，才导致的如此局面。党国现在正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对抗粤匪的经济掠夺。以坚决的团结抵抗敌人，这便是党国发起反制的第一步。”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上个月江苏上海的经济不就有好转势头了嘛！”

陈立夫从政治纪律说到经济，宋子文也在主席台，此时他接过话题：“财政部经研究决定，自下个月起，党争公务系统的薪水加法‘团结薪’，普涨百分之三十。”

宋子文的这话，在会上上并没有引起太热烈的反响，宋子文有点疑惑，但还是继续说道：“希望诸位团结一致，忠党爱国，共克时艰。”

“宋财长，英美法的贷款还没有到位，政府就如此大笔加薪，能支持得下来吗？！”

外交部长孙科在散会后私下问宋子文。

“我知道。这当然是有危险的，但应该能撑过去。”

宋子文知道这事，这本来就是南京外交部与财政部一起去沟通谈判的，目的是从西方获得一些外币贷款，增加法币的稳定性。但沟通是沟通了，英美法，以及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银行几乎没有向南京投钱。

这些国家的银行业拒绝宋子文的时候，广州联合政府还没发起“第二次北伐”议案呢。这纯就是因为南京政府现在的经济萧条加上法币制度有大坑大雷。

在没有得到西方贷款的前提下，宋子文还是加速发钱，因为陈立夫奉蒋介石的意思，要整肃南京民国的内部纪律，强化保甲连坐制度以准备大规模征兵，这些都需要加钱才能行得通。

保甲连坐制度在南京政府区域一直存在，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是十进制的关系，最后大概保长就是村长，下辖10个左右的村网格员。

现在为了杜绝广州方面的渗透引起社会动荡，要强化连坐制度，各户如发现有其他户为匪、或通匪、窝匪等情况，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但这制度以前又不是没有，条文一直都存在，具体实施嘛，随缘。

如果要把连坐制度落到实处，就得——加钱。

孙科：“我发现了，陈立夫局长在会上给大家吃定心丸说广州一定不会起兵北伐，然而实际上，党国高层一直是当真的，各部门全在暗中为应对广州北伐做准备。”

陈立夫：“陈局长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对党内同志的宣传嘛，是一定得这么说的。你得知道，虽然邓演达那家伙代了广州的总理，代几个月，但是国革恐怕比共产党更想除掉我们呀……”

第199章，逐客令

“705u.com-读书会首发”

挪威。赫鲁姆。

列夫·托洛茨基注视着来到他的小屋的不到10名志同道合者，缓缓地、沉重地说道：

“同志们，挪威的平稳生活即将结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

被从苏联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从海参崴上船，在上海和香港短暂停留过，之后获得了土耳其政府的庇护，在土耳其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在土耳其被迫驱逐托洛茨基党人后，他先后在意大利、法国、丹麦停留，1935年辗转到挪威。

幸运的是此时的挪威工党热情欢迎托洛茨基，他在挪威获得了稳定的居所——工党党员&挪威议员康拉德·克努德森的家中。在这里他完成了《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以及几篇理论文章。

安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6年底。此时苏联向挪威施加压力，挪威不能再庇护托洛茨基了。只是由于还没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国家，托洛茨基才暂时继续住在赫鲁姆，但不许随意外出。

在场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中，顾顺章依然在列。

几年前在香港一场莫名其妙的枪战中，顾顺章的一只耳朵被流弹打掉。1933年在法国，又是一群来历不明的枪手向托洛茨基的住宅射击和投掷手榴弹，顾顺章拼死掩护托洛茨基脱离危险，代价是他的左臂截肢了。

“苏联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

“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却迅速地生产出特权阶层。”

“官僚利用旧有的革命理念和战斗口号作为掩护，巧妙地隐藏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毫不兼容的专制和特权阶层的事实，隐藏自己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新阶级的事实。”

在听闻“莫斯科审判”枪毙了一大批苏共高层，用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余孽”的名义，托洛茨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评价愈发尖锐。

“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批判和反对官僚专政，甚至可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但苏联历史必然的结局是：官僚利用社会矛盾的压力从群众手里攫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最后，苏维埃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而炸毁了。”

“要避免这种历史必然的结局，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推须翻官僚政府。必须同时在国内和国际的舞台上，通过有活力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解决。”

克莱门特：“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在正发生的西班牙内战？”

“一场西班牙的国内革命战争。国际革命力量的加入是最大的不同，它会使西班牙革命向着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发展，或许能纠正和避免俄国革命道路中的一部分教训。”

刘仁静：“托洛茨基同志，那么中国的内战和中日战争呢？”

“中国的内战与中日战争是两个事件，不应混为一谈。”托洛茨基低头沉吟，又抬起头说道：“中国革命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选择了与日本交战，这已导致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而中断了。”

刘仁静：“就是说，中国不该与日本作战？”

“是的，中国的革命者不应该将从日本手中收回满洲放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程度，这将必然导致广州联合政府变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府。树立一个外敌，将它的威胁夸大到压倒阶级矛盾的程度，从而使国内的各路势力走向阶级调和，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很遗憾的是，在现在的中国，率先树立起外敌的是革命者而不是他们的对立面。”

刘仁静：“……”

……

软禁中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小组消息比较闭塞，十几天之后中国的最新新闻才传到挪威。托洛茨基拿着报纸，想找他的小组讨论中国的最新局势时，却发现刘仁静已经不辞而别了。

“顾，这么多年，只有你一直追随着我。”

托洛茨基看着独臂+一只耳的顾顺章，感慨道：“有时候，思维简单一些，反而活得更容易。”

广州。

“我先说说我自己。我是共产党，1927年就是，那一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张太雷发言。

“27年清共，蒋介石点名要杀我，名单还没传到广州，李济深早就已经把我列入了抓捕名单，我换衣服假扮成掏粪工，过了三道盘查，才侥幸逃到广州城外。出城的那一路上我看见的粤军枪毙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场面就不下五次。”

“要说与蒋介石和他的反动政府的仇，我绝对是最深的那一批人。但是现在，作为代表粤北的委员，我不得不在这里表示：第二次北伐，现在急了些，如果推迟到明年这个时候会更好。”

“雷子，”蔡和森摇头道：“你这几年怎么变这样了？”

“你知道粤北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大家都知道广东富粤北穷，实际上过去的粤北除了商道沿途的镇子，其他地方，比湘南还穷，就是个大洼地。”

“粤北开始搞上来是因为联合政府的粤汉铁路，要打通大瑶山。那两年多的时间，韶关附近几个县的人去工地做工，死伤残废了不少人，可是挣着了钱。不但挣着了钱，还学会了手艺，所以后来粤汉铁路修通了，粤北的工程队还是四下里去找活干。”

“好在过去几年，联合政府一直都有很多公路铁路建设工程，做工挣钱，而且做工的机会越来越多，到外面修路的，只要没死，每年回老家，正月过后总能多带几个人出来修路。”

“粤北的煤矿，也是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开采的。韶关的工厂，是联合政府投资，砸钱进去，有建设就有成果，这是说的国家，对于老百姓，那就是有建设才有钱。”

李福林发言。这位绿林出身的前粤军军头对张太雷说道：“你刚才也说了，我们迟早要和蒋介石干一仗，就是第二次北伐，对不对？”

张太雷：“对，最终是要干一仗的……”

“那不就得了，陈天衡把形势都分析得很清楚了，现在是南京最弱的时候，明年他是继续变弱还是变强不好说；小鬼子越来越不老实，那个什么，‘蚕食随时可能变成鲸吞’，对吧。我们还是早一点解决蒋介石的好。”

张太雷：“南京政府这副衰样，明年变强绝不可能，只会比今年更弱。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南京政府辖区内明年发生起义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时候借着机会把南京政府解决了，岂不是付出的代价更小？”

“张太雷，刚才你说那么多，不就是说钱吗？”李福林是坚决的主战派，他继续说服张太雷：“谁说打仗就会打穷？和蒋介石大干一仗，财政肯定要扩张，要发行公债，除了征兵，工厂还要多很多订单，也很多新的工程，虽然不一定是修桥修路吧，可你们粤北会修桥修路的工程队我就不信他们学不会修碉堡。”

张太雷：“李委员，你还真说对了。我又不是不知道打大仗是怎么打的。军事工程是有，可我们主动进攻的，根本不会有那么多碉堡要修嘛！实际上财政向军事倾斜，基础建设肯定要放缓，和基建相关的公司，工程队，都会萎缩的，我们粤北比不上你，毕竟你是军工利益集团代言人。”

“啊？啊？”李福林像是没听清，连啊了两声：“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是军工利益集团代言人！李委员！”

自广州解放、粤5军遣散，李福林专注于做生意之后，他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产业是在军工产业。第一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他本来就有股份；韶关坦克厂的地皮有三分之一是他家的；甚至重庆兵工厂都有一份他的投资。

现在一顶不知道是高帽还是锅子的“军工利益集团”扣过来，李福林一下子蒙了。

“呵呵，呵呵，我觉得，你还不如叫我‘李烟筒’，”李福林胖嘟嘟的脸苦笑，突然他左手右手，捋起袖子，就向张太雷扑来：

“我顶你个肺！”

……

“场面虽然混乱，但今天的辩论走势还是好的。照这样下去，我们达到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票不成问题。”

“是啊，虽然还有一些顽固坚持的，但代表农村地区的委员今年的立场比去年变化了不少。谁说农民只在遇到和自己相关的事的时候才斗争坚决的？你跟他们讲明白道理，讲明白家国是什么，农民也会支持这个的。”

“我发现了，东北地区的委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我粗略数了数过半数了，是支持解决蒋介石的，之前不知道谁瞎猜的东北委员会全员弃权，根本没这回事。”

深夜。

广州街头，邓演达、李士豪、蔡和森、彭湃、周恩来把今天的进展理清，定下明天的策略，时间就已近午夜。此时几人的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于是就走了半条街，来夜市找点吃的。

“广州的夜市是真热闹，”蔡和森说，“一年比一年热闹。都12点了街上还有三三两两觅食的人。”

邓演达：“白天下馆子更热闹。我记得陈天衡好像说过，人生的目的就是能在广州随便走随便逛，饿了就整点吃的，要是哪天搞到在联合政府地盘内也不能随便在街头下馆子了，那他就不干了。”

“这说法有点意思，啊，就这家，”

蔡和森指着前方的“梁记粤菜馆”：“陈天衡推荐的，说他是这家十年的老主顾了。我看看现在还开业不。”

梁记现在没有顾客，但还没打烊，门开着灯也亮着。一行人进门坐下，随便点了些肠粉炒粉。

“哎？又是几个大官。”梁师傅看了看门外尽量不扰动居民但开始自动布防的警卫。

邓演达：“都民国了，也别说什么官不官的，都是人民公仆。”

梁师傅没有去后厨掌勺，而是手指着馆子门口：“几位请走吧，本店打烊了。恕不接待。”

邓演达：“？？”

“哪有这样子的人民公仆？！啊哪有人民公仆整天在哪里耍嘴皮子的？这赞成那个反对，你们问过我们的意见吗啊？说些听不懂的话，什么辩论，你们辩论厉害，要不去当律师行不？就别当委员了，走走走，我要关门了。”

五人一脸懵逼地退回了街上。

彭湃肚子不争气地咕噜了一下：“梁师傅，这，我们……”

“我不给你们炒菜的！你要想吃菜，行啊，你找几个老我的店老要放辣椒的人！让他们来说！”

……

陈天衡叮铃当啷来到梁记，把自行车停在门口。

没两分钟，毛润之也到了梁记门口。

此时邓演达等五人排排坐在梁记外边的马路坎。

“原来是这样。”陈天衡搞清楚了前因后果。

毛润之：“我们一直以为自己代表群众，结果实际上群众对我们不满意。虽然是城市市民，但也不能不引起注意哟。”

陈天衡：“从梁伯刚才说的话，至少在北伐议案这件事上，群众对整个议定的程序是不满意的。”

“是啊，”邓演达双手环抱胳膊，“前两天有人说过，国务会议冗长繁琐，这是个问题。我们得解决这种高高在上讨论的机制存在的问题。”

毛润之也找了个马路墩子坐下：“事不过夜。我看，我们就在门口这里把这件事解决了吧。”

第200章，梁记会议

“705u.com-读书会首发”

12月7日凌晨的梁记粤菜馆门口，这两天寒潮，气温5度。

蔡和森站起来跺脚：“我也是湖南人呀，怎么梁师傅认为我是广东人呢。……不过说得也是，我在莫斯科呆时间太长，胃习惯了，现在吃粉也不放辣椒了。”

周恩来：“梁师傅是认为，国务会议那些云里雾里的辩论，都是广东人在折腾，要是湖南人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直接开打。湖南人革命传统多，斗争精神强嘛。当然这是梁师傅有点小地域思想，我们可以忽略这种偏差，集中到一点：那些云里雾里的辩论，梁师傅非常讨厌，我想其他的广州市民乃至全国的老百姓，和梁师傅有相同看法的应该不少。”

邓演达：“这一次可以说是影响历史的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终于往前顺利推进了，也暴露出了现在不少的问题，今后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演达，还是那句话，事不过夜。今后反思不如现在反思。”

毛润之直截了当地说道：“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吃到梁师傅的河粉。”

毛润之的话得到了在场七个人的赞同，毕竟7人中有5人晚饭就没吃，现在肚子咕咕叫。

毛润之、邓演达、陈天衡，加上“议案工作小组”四人，在街边找墩子和台阶四散坐下，周恩来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小笔记本和笔，准备做会议记录，但又发现这儿的路灯太昏暗了。

“要不，我们挪到路灯正下方……”

“我们还是试试去梁师傅的店里坐着开会，”陈天衡说，“我这张脸梁师傅认得，应该还管用。”

两个“吃辣椒的”打前阵，和梁师傅聊了几句，梁师傅放这七人进了梁记，找个圆桌坐下。

“1936年12月7日会议，”周恩来打开笔记本写开头，“参加会议的有……”

广州联合政府的代总理、多数党党首、陈天衡，再加上“议案工作小组”四人，这叫什么会？

“什么会议呢，我暂时先这么写吧，”周恩来说，“就叫，梁记会议。”

会议没有什么开场套话，一开始，蔡和森说了现在“方志敏议案”的讨论，形成绝对多数已不成问题。

毛润之：“绝对多数通过的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议案搞个十次，会有九次是通过的，还有一次可能通不过？”

蔡和森：“意外情况还是不能排除的。”

“这不仅是影响历史的重大决定，是关系到现在全国四亿五千万人的前途命运的大事，现在的事，比历史重要多了。这样的事，放到国民大会、一百多名国务委员手里，太重了。”

彭湃：“我觉得应该由一个更高层级的组织，一个由有战略眼光的干部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这种事。”

“彭湃，”毛润之说，“这样的事由一百多名国务委员决定太重了，由一个更高级的干部组织来决定就不重了？”

彭湃：“他们有战略思维和战略高度，由他们承担和推进历史，不会辜负国家和百姓。”

毛润之：“你的想法和我的就南辕北辙了，我的意见是，第二次北伐的决定，不应由国务会议决定，更不由什么闭门小组织决定，要进行全民公投。”

“全民公投？”

李士豪发出疑问：“这不还是现在的国务委员吗？国务委员就是各个地方的国民的代表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