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四杰 第350章

在抗战全面开启后，按照财政部的预计，通胀是必然出现的，财政部做的事情就是让通胀能够可控，别来个雪崩式的通胀就行。

“联合政府的货币还会继续贬值吗？”

“完全不贬值是不可能的，但在1939年，我们有信心将通胀率控制在10%以内。”

广州此时正在召开财政金融吹风会，从香港赶来的汇丰银行经理凯文·莫里斯向毛润民提问，毛润民用十分肯定的口吻给予回答。

莫里斯：“过去10个月你们的货币贬值了32%，从现在的局势看，你们的军事开支，包括直接的军费和间接的军事工业投资，是不会降下来的，只会越来越高。从欧战的经验看，全面战争的第二年是通胀爆发最高危的时期，中国政府和央行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稳定金融局势呢？”

莫里斯问的问题是在座的银行经理和投资经理最想听到答案的。

现在联合政府30%的通胀率比较微妙，还勉强在‘对投资有正面刺激作用’的区间内。但如果按照已有的全面战争的经验，第二年如果联合政府继续大数字通胀，那可就不太妙了。

如果通胀不可控，像1920~1923年德国的那种局面……这倒应该是不会发生，德国恶性通胀是因为德国打输了。

毛润民：“过去10个月，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我们主要的开支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方面是大家所说的军事开支急剧扩张，但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联合政府军事开支的扩张并非从1937年10月开始，而是从1937年1月，我们的第二次北伐宣言发布之后就开始了。而在1937年1月到10月，联合政府区域内的金融和货币都是非常稳定的。”

“另一方面的开支扩张，是对新解放区域的投入。”

“在江西、江苏、上海、浙江，为了扶持当地的农工商业，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尽快从混乱中恢复过来，联合政府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连续进行了3轮、总额为7亿国元的货币投放，这是联合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行动。这些投放进入市场的货币才是造成通胀的主要原因。”

“7亿元的投资对经济的恢复是必要的，从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效果的。诸位背后的银行和公司大多数在上海也开展着业务，你们应该知道上海最近几个月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有多快。上海在10个月前刚刚结束了一场波及全城的激烈战斗，因战火而损毁的建筑就多达4700栋。”

“现在上海像个大工地，损毁的建筑在重建，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扩大城市建筑，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界限被打破之后，闸北和南城旧城区都在进行改造，我们的目标是将上海全区域都建成一个经济和金融发达的现代化城市，而不仅限于租界区域。所以，”

毛润民总结道：“未来两年，是我们的投资收到回报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退，而经济，我是指整个联合政府控制区域内的经济，会发展得比原来更好。”

……

莫里斯托下巴沉思。

他的前任克里斯托弗现在已功成名就，回伦敦去享受贵族生活了。

在克里斯托弗离开香港前，他和继任者莫里斯谈过一次，谈话中克里斯托弗反复强调，说过去十年他的飞黄腾达全靠联合政府，如果你也想走上人生巅峰，那么，对广州高度的信任也是必需的。

“我知道在那些关注中国局势的人当中，很多人都只注意到联合政府总是创造战场奇迹，其实不是这样。联合政府在金融和财政方面有着不亚于军事的奇迹般的操作，只是这些操作经常被人忽略了。”

克里斯托弗用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联合政府就像是一个作弊的赌徒，他们每次押注都赢了。如果你不是顶级的牌手，那么你该做的事就是，跟注。联合政府押哪儿，你就押哪儿。”

……

“……所以，我们即将在1939年推出的，2亿美元的政府债券，是有坚实可信的收益基础的。”

毛润民继续说。

这次的小范围会议，其实毛润民主要就是要推销这个债券，2亿美元可是一大笔钱，要不然财政部也不会邀请20多家银行和投资机构的经理前来开会。

“联合政府现在获取着来自多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的扶持，大家都知道美国给予的新一笔的4500万美元的贷款，也知道联合政府对这笔贷款的用途，这些都已经公开发布了。换而言之，用以支持战争而做的军事工业的投资，我们都已经用青霉素贷款予以满足了。这一次的2亿美元政府债券，将是单纯的商业发展用途，全用于有回报的项目。”

“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但风险是可控的。尤其是在徐州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想不会有人再怀疑我们在军事形势上的控制能力……”

“汇丰银行已做出了决定。”

下定决心之后的莫里斯发言：“汇丰认购这笔债券中的……3000万美元。”

第八十一章，日本人力的第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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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是一场卫国战争，一场战役打下来，无论输赢，战场本身也就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遭受的破坏肯定是少不了的。

军费开支和经济恢复的开支叠加在一起，1938年政府财政和金融的压力的确不是一般的大。

总理办公室，

毛润之拿起毛笔皱眉思考了一会儿，刷刷在法案末尾签上“毛润之”的大名。

从1939年1月开始，联合政府大幅调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上限，从原先的45%封顶，变为80%封顶。

“百分之八十的税率哟。”

毛润之签完名，还是吐槽了一下：“上调之后，陈天衡收入就比他家里那口子高了。”

毛润民：“陈天衡啊，呵呵，收入高了也没用的，不会改变他家的家庭地位。”

毛润之：“我后院何尝不也是这样哟。”

……

革命军的军饷不受这次个税上调影响，因为革命军军人工资不收个人所得税。

而且革命军高级军官和低级军官、士官的收入差距没北洋和南京政府那么大，即使陈天衡的月工资，也达不到80%那一档个税标准。

“华北方面军、长城方面军暂不编练新的军和集团军，但现有部队的补充、充实，以及编制的小幅调整，还是会使革命军的总员额有所提高。”

“在野战部队维持40个军不变的情况下，到1939年，革命军的正规军人数将从150万人增加到160万人，民兵、游击队等武装部队人数达到40至60万人。”

回到广州的陈天衡将革命军最新的整编报告拿到军事委员会。

邓演邓达：“从1937年初以来，日本三次扩军，第三次扩军招募了六十万人，现在日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95万，陈天衡，你觉得日本在国家正常维持运转的情况下，军队的总人数极限会是多少万人？”

陈天衡：“之前我们的预计，是日本可以维持220到240万人的军队，同时国家的工农商业正常运转。从1937年到现在，我们和日本打了几场大仗，日本军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就现在而言，日本的财政极限尚未达到，但人力已经到了第一个拐点。”

“这个拐点，就是日本民间曾有军事服役经历的老兵几乎全被征募召回，已不可能再召回到新的预备役军官士兵了。今后日本还有可能扩军，但那就是要从适龄的18岁青年中招人，把这些青年训练成为士兵。”

李烈钧：“适龄的18岁青年训练成合格的士兵，其实也只需3到6个月。军队能不能打，不在大头兵，基层士官和军官才是关键，我看日本在人力枯竭之前，会先遇到部队的基干力量不足的问题。”

陈天衡：“这也会是一个逐步枯竭的过程。先是老的预备役军官损耗，还没等他们用光，只是损耗速度骤然加快的时候，日本就会加速士官和初级军官学校的养成量，现在他们的38级陆士和陆大就已在扩招了。当扩招的军官和士官仍旧不能满足战争需求的时候，就会缩短学制；到最后，基层军官开始充斥不合格产品。但这一过程走完，可能要好几年。”

……

“我们装1师在许昌虽然只有1个装甲团1个摩步团，但真要拉上战场打，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装1师战斗力断崖式领先，日军现在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敢在野战环境跟革命军的装甲师对阵。”

谦登若宪在广州。在陈天衡面前，谦登若宪一点都不谦虚，说现在的半拉子装甲第一师依旧是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顶级装甲单位。

陈天衡：“是不是天下第一，恐怕得先问问戴安澜的意见噢。”

装甲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哈哈。”

陈天衡：“装甲2团和装甲4团基本算是空手回广州休整补充的，现在补到多少了？”

戴安澜：“我们装4团刚刚接收了一个坦克营，谦登他们的装2团也是接收了一个。要接收三个坦克营才算是补满装备，可等着吧。不过，装2团和装4团也补入了不少新兵，在广州的训练中心练他们，也正好。”

陈天衡：“所以这就不能急于求战了。装1师和装2师打完徐州，都变成了单装甲团的装甲师，好像装甲炮兵团也不满编吧。如果现在就又找个地方开一场大战役，你们两个师就都以单装甲团的状态出战。战役打完了，后方休整补充的装甲2团、4团补完回前线了，装甲1团、3团又要后撤补充了。”

谦登若宪：“陈总长，好像这也是一个运行办法哎，两个装甲师始终有一个装甲团在休整补充状态，但始终也有一个装甲团在前线处于可用状态。”

戴安澜：“我倒是觉得这样不太可行。一个装甲师只编制一百辆坦克的话，不耐打，打着打着坦克能动的数量越来越少，就发动不起进攻了。而且，日本不也刚刚组建了战车师团了嘛。”

谦登若宪：“是啊，我就是特别想和日本的战车师团打上一仗，让他们知道厉害。”

陈天衡突然想起了点什么，低头翻包：“对了谦登若宪，这次去张家口，带回点口外货，你一直念叨的草原特产。”

谦登若宪接过包包裹惊喜道：“这十几年一直在南方，我都好多年没吃到家乡的口味了，梁师傅！那个肠粉不要切，端上来我们自己切！”

几人是在下午三到四点，生意清淡的时候在梁记吃喝聊，梁师傅听谦登若宪这么说，答应了一声，端上来一盘没切过的肠粉。谦登若宪用筷子拨开肠粉，打开包裹抽出一条奶酪条塞里面，再复原、切开。

这小动作不小心被梁师傅看到了。

“什么！你，你往肠粉里放的是什么？！”

……

在广州轮换休整的两个装甲师，补充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仍然是T-26K系列。

韶关坦克厂还屯着从苏联进口的330个T-26底盘零件，把这批底盘变成坦克和自行火炮之后，韶关坦克厂就不再生产T-26系列车型了。

在徐州战役中，T-26K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装甲防护不靠谱，日军97式、89乙坦克的短57毫米炮、95式轻型坦克的37毫米炮、日军步兵联队普装的37毫米战防炮都可以打穿它的正面。

确切地说，是正面有60%的区域可以打穿，40%的区域，主要是那一块25毫米且带点倾斜度的钢板打不穿。

这又暴露出T-26正面防护的另一个问题：防护等级不均匀。如果对正面装甲进行修形，做整体化设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T-26的潜力又被挖得差不多了，所以干脆直接等基洛夫工厂的新坦克方案出炉。

新坦克现在预定编号是T-39中型坦克。

虽说它全重大概也就在16~17吨，但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称之为中型坦克了。

“这就是克里斯蒂给我们设计的7吨侦察坦克？”

装甲4团的训练场，2辆“山猫”侦察坦克在停车场放着。它们上周刚从韶关坦克厂组装完成下线，运来的6个底盘组装好了4辆，两个休整的装甲团的装甲侦察连各得2辆。

陈天衡跳上车，驾驶员发动坦克，240马力的主机“呜——”地运转起来。当坦克挂挡前进时，陈天衡甚至感觉到了一点推背感。

陈锡联：“陈总长，这坦克时速60多公里每小时，昨天我们让它在训练场上全速跑了起来，让坦克营的坦克试着瞄准它，结论是如果双方距离小于500米，瞄准以6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狂奔的坦克挺困难的！”

陈天衡：“高速能让侦察坦克脱离敌方的反坦克火力有效射程，是非常有用。……但也不用一味追求极限速度。所以前两年我们考察了BT-2和BT-5，最后都没有购买。直到今年，按我们的要求订制的‘山猫’，才算是比较满意。”

陈锡联：“BT-2和BT-5里面连装部电台都费劲。我们的新坦克，好像是叫39式坦克，也是按我们的要求订制的，应该也是特别好用吧。”

陈天衡：“39式坦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最佳坦克。”

在训练场上体验了一会儿，陈天衡对“山猫”的动力和操控性印象深刻。

各装甲侦察部队、海军陆战旅的装甲营，今后的主装备都是它，陈天衡甚至怀疑，今后美军搞不好也会采购这种小坦克。

“好了，把坦克开回停车场，坦克兵训练要用，我就不打乱训练节奏了。”

“下午，下午你们自己训练。我有个人要见。”

……

埃德加·斯诺是上周抵达广州的。

本时间线的斯诺没有早早来到中国，他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没有拿到《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分站的职位，而是去了英国，在英国的报社工作了几年，期间派驻过莫斯科当了一年记者，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又在马德里工作过半年（不是加入国际纵队，而是他的老本行新闻记者）。

从西班牙撤出后，斯诺就想前往中国考察访问，但他从西班牙回美国后就大病一场，最近才痊愈，以“统一新闻协会”远东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广州，同行的是统一新闻协会会员，《时代》周刊派往广州工作的实习生记者西奥多·H·怀特。

西奥多·H·怀特来中国之前，他的老师费正清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

白修德。

“从莫斯科到西班牙，再到广州，”斯诺感慨地说：“世界的左翼和红色阵营虽然有挫折，但终究还是越来越流行了。”

“埃德加，我在美国听说过一个笑话。”

白修德说道，“列宁逝世后，为了惩罚这个无神论者，上帝和撒旦联合判处列宁每隔一年在地狱和天堂间轮转一回。”

“第一年列宁呆在地狱。一年后撒旦对上帝说：“你快把他带走吧，我得恢复秩序，他快把地狱里的魔鬼们都发展成共青团啦。”

“又一年过去了……”

这个笑话斯诺听过很多次了，他礼貌地笑笑，打断这个tooold的笑话段子：“西奥多，我们已经在政府大楼里了，实际上，采访工作已经开始了，这里到处都是我们可以采访的对象。这位首长同志，您好，请问……”

“首先，不要叫我首长，”匆匆赶路的陈云被两个歪果仁截住，不耐烦地说道：“直接称同志哪怕叫先生都行。其次，联合政府没有首长，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人民公仆。第三，别耽搁我的工夫，我正赶着去参加城投集团的融资会。”

斯诺、白修德：“……”

第八十二章，广州上空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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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斯诺先生。”“你好，白修德先生。”

陈天衡本以为今天见的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助手，没想到斯诺的助手是白修德。

这俩都有名得很。

白修德原历史线是1939年到重庆，《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一落地他就成了重庆政府“中美顾问团”的成员，而实际上但是他毕业工作才刚刚两年，没有任何政治资源能帮到中国。

当时蒋介石管你有什么政治资源，只要顾问团拉扯起来，里面的成员都是美国人，就可以对国内说“美国是支持咱们的，你看，顾问团都来了”。

白修德在中国做过的最大最轰动的事是采访报道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他不仅将河南饥荒如实报道出来，还拿着采访稿、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告诉他河南正在发生着什么。

当时蒋介石脸上都有点挂不住，把白修德送走后，国府这才从陕西等地调集粮食赈济河南灾区。

埃德加·斯诺：“我昨天上午与毛润之总理见了面，昨天晚上又与陈独秀同志见了面。陈将军，我觉得，在广州虽然收获匪浅，但如果想彻底了解中国，还是应当到中国的各处，我是说联合政府尚控制的国土，去进行采访和考察。”

陈天衡：“这是对的。要全面记录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须亲临一线。其实，你不但可以在联合政府控制的领土上行动，如果有胆量的话，你甚至可以深入日军的控制区，到那里的游击队营地采访。”

“噢？我的上帝，这也可以？”

白修德在一旁惊叹。

陈天衡：“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刚才我说了，这需要胆量。当然，如果你们决定前往敌后敌根据地采访，革命军可以抽调一支精干的特勤力量护送你们。”

斯诺：“坦率地说，我动心了。但我希望这一行程能稍微安排在靠后的时间，让我先对各个省份进行一轮访问。这样，万一我在深入敌后的行程中不幸遇难，我至少可以留下数量比较多的遗作供后人研究。”

这个黑色幽默让现场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陈天衡：“斯诺先生，您今年初才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内战、共和政府的情况你应该都比较熟悉。”

“是的。”

“说起西班牙，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的情况。”

陈天衡换了严肃的神色：“共产国际新派驻西班牙的代表‘凡光’，本名陈绍禹，曾用名王明，他从未在革命军中担任过任何职务。陈绍禹曾是中共党员，后赴苏联留学，1927年底根据中苏关于共产国际组织关系的划分决定，陈绍禹及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从中共转出，此后他们的工作全部内容都是共产国际事务，与联合政府没有交集。我们已经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告知西班牙共和政府了，希望他们注意。”

斯诺：“共和政府请求援助的事我稍有了解。虽然我离开西班牙的时候这位共产国际总代表还未到西班牙。共和政府对中国营的评价很高，又因为抗日战争的缘故，对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能力评价也很高，因此他们向共产国际请求，派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中国同志帮助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