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酒歌
保守点的,认为应该在现有的体制上改一改,根据南昌市、上海市国民政府的情况,适当增减一些部门，再把这些部门反向高设到中央层面;
激进点的,认为应该直接推翻现有的体制,从头开始设计整个政府组织架构,重新规划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更有激进者,认为应该学习美国或苏联,把陈济棠、杨虎城、范石生等愿意跟中共合作的军阀拉进来,成立中华联邦政府...(历史上真干过类似的)
第三种是极少数而且被喷回去了，但第—种和第二种各自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并很快变成了“苏联式党政一体”和“美国式党政分离”的争论;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和融合，最终形成的，就是眼前这套东西了:
“党委研究领导，政府规划执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政府主抓行政”。
马克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惊异，中共居然意外地走上了后世改开后多年才慢慢摸索成熟的道路上:
党不包办一切，但党必须领导一切;党不能以党代政，但也必须监督行政;
党可以干涉行政事务，但仅限于从抽象的层面去干涉..等等等等。
虽然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但确实已经初步取得了党内高层绝大部分人的认可和妥协―—反正谁也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那就先走走看嘛!
(在改革之前,中共走的是“党包办一切”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很多问题,改开后，美式自由民主思想传进来,又出现了“党不能管事”的坏倾向)
于是,南昌市同时有了两套班子―—领导一切的南昌市委和管理一切的南昌市政府,双方在未来会如何合作,还有待磨合。
“...任命中央候补委员罗明为南昌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同志为南昌市政府市长...请各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投票决议。”
罗明，历史上那位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主角,因支持李德胜关于如何应对围剿的正确主张而遭到打压,现在因为李德胜一朝脱困而风云骤起;
陈云被选为市长,则主要是因为他长期在上海工作，为人又比较灵活不死板，对经济工作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被委以重任。
因为在之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人选基本都是“内定”的了，很快，全票通过。
第二件事,关于免去李德胜同志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任命董必武同志相关职务的决定。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领导兵团开始北上抗日后,李德胜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职务就已经有名无实了，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电报遥管南方的事情，所以必须有人替代他。
考量来考量去，在确定了鄂豫皖根据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必须起到“承上启下、控制武汉、钉插华中”的作用后，中央决定把董必武派过去。
这位年近半百的老先生从1911年开始就长期在武汉工作，武汉的党组织也基本都是他着手建立的,又有过武装斗争经验，性格也稳重，确实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至于李德胜,当然是率领北上兵团继续抗日,继续一路开辟新的根据地(抢地盘(bushi) ) 。
于是乎，李德胜才当了没几个月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相关职务就这么“丢”了。
还是全票通过。
第三件事，关于《劳动法》等法律的正式颁布实施以及“休假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的有关议案。
关于《劳动法》其他方面的问题,前文已经有过详细介绍，不再多着笔墨,但关于休假制度这块，党内外吵得都比较厉害。
首先是休假。
一方认为,现在正处在革命关键期，大家都应该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去,休那么多假,人很容易松懈，革命事业怎么办?
一方则认为，人不是机器,精力是有限的,不能只工作没有生活,不能连轴转,长此以往,肯定要出大问题，革命者就不是劳动者了?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多半是党员，而且多半是高层党员，支撑第二种观点的，则多半是普通党员和职工了，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
不过,因为党内气氛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终还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革命者毕竟也是劳动者、也是人,那关于劳动者的法律当然也管得到他们，他们也需要休息休假，放松身心;
所以,正常情况下，还是按照《劳动法》执行,该有的休假还是要有，但党员干部带头，在工作需要时，主动放弃休息休假，对其他普通职员则不做要求。
就这样，“除夕春节7天全假+3天轮流值班假，清明、五一、和“国庆”各3天假”的放假规定就这么定了下来。
实话说,在这件事上，马诗舞同志背后的马克起到了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幕后黑手”;
如果不是所谓“世革党”强势插入，条件艰苦到连生存都困难的中共是绝不可能有闲心讨论休假问题的,就连每年过年都要瞪大了眼睛提防敌人,更遑论其他?
不过,话说回来,身为一个被该死的王八蛋狗逼调休制度折腾了数十年,马克对中国身为全世界假期最少、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件事，已经形成了深深的怨念;
如果不是现在环境确实不合适，他恨不得把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腊八、除夕...全部搞几天假出来,把年假什么的全干上;
不行的话,那就先把种子埋在这群建国者的心里,等将来条件合适了，再慢慢来改,总不至于又搞成后世那副屌样。
(当时环境的确实不允许,为了救国救民族救苍生，很多人连家庭都牺牲了，更别提区区假期，跟某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给你们随便点几个咱们这边当时激烈反对劳动法出台的名字——广东浙江几乎所有民营企业，上海各大买办集团、欧盟商会、柳传志、张五常、华为...)
(很多人想不到吧，柳传志张五常这种玩意儿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华为,而且还是所有反对者里面最“聪明”又最激烈的那个;)
(在08年1月1日劳动法生效前,华为逼迫近万名老员工辞职重新签合同以规避“多次签订劳动合同”的“风险”，狠狠地扇了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脸;)
(所以说，不要迷信任何企业，不要对任何企业形成所谓的“XX信仰”，资本永远是资本，永远必须有人时不时给他丫两嘴巴让他老实点，不然能上天)
(我敢打赌，华为将来一定会被国家强制拆分，倒不是因为打脸这件事，而是这么一个庞大的高科技企业，一旦掌握某些权力，会变得非常危险)
然后是劳动保险制度了。
讲真，刚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共全体都是懵逼的:这是什么东西?
当然是大名鼎鼎的“五险一金”啦!
虽然公积金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在了解并经过一番讨论后，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先小范围试点一下工伤制度。
没法子，医院都没几家、医生也没几个，谈医疗保障什么的，属实太奢侈了;
失业?
现在哪有失业这个概念?
现在是愁能干事、能顶事的人不够多!
马上要开始的各项建设工程,可以吸光整个南昌一半的青壮年劳动人口，但凡有手有脚，还怕失业?
而养老距离大家也太遥远,谁都没有考虑过怎么弄,现在全国人口平均寿命都不知道有没有40岁，怎么定养老年龄?
至于生育保险这事儿，这个倒是被提了出来,但让远在东北的某人极为难蚌的事情发生了∶:
以担任江西省委组织部和妇女工作部部长的蔡和森之妹蔡畅女士为首，大量妇女同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
凭啥要给我们特权?
凭啥因为生育孩子就要多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凭啥不让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继续奋斗?
生了孩子就不能工作了吗?
我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给假期你啥意思?
你凭啥小看我们!!你是不是歧视妇女!! !
刚刚怀孕的邓英超也对此表达质疑，并提出:
如果给予这样的特权，非但不会帮助广大妇女同胞就业，反而会让更多的企业家减少或停止雇佣妇女，因为妇女的这种特权显然是高成本的;
而企业家会计算成本,发现男性用工成本远低于女性后，一定会主动地减少对妇女的雇佣,反而造成更多的妇女无法就业，不是用法律就能阻止的;
妇女无法参与劳动，就无法获得经济权利，没有经济权利也就无法获得解放,所以这不是在帮她们,反倒是在害她们。
远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沈泽民之妻张琴秋女士同样认为，要真正解放妇女,绝不是给她们特权,而是让她们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
简而言之，无论男女，都必须一样，而不是搞特殊化。
马克是万万没想到,这群妇女同志居然想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而且还这么“敏感”，跟后世小仙女完全是两种生物。
这才是真·独立女性嘛!
因而，生育保险和相关权利条款自然就没能通过了。于是乎，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工伤保险得到了一致的同意,但具体如何操作,中间又会遇到什么问题,中共上下还没想清楚,便决定先试点看看再说。
第四件事，关于释放胡宗南等国民党被俘将领...第五件事，关于建立...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一件又一件地审议着最近的各项需要集体决策处理的大事，一直都非常顺利。
直到最后一件事:
“下面，我们来审议关于对日作战策略的问题。”
李德胜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369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对日作战的总策略。
没错，虽然现在对日作战的主力是李德胜领导的“北上兵团”，而且他的权力也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沿途干部的任免和组织机构的设置;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在所有事情上一言而决，尤其是对日策略这种涉及到中央层面的东西,必须经过中央集体决策。
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而关于这一点，李德胜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了中央,而伍豪依旧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说,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
中央对抗日策略的意见并不统一，对他的战略考量存在比较大的意见。
事实上,在来到南昌之前,李德胜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中央一些人的想法,所以多次去“兵团大学”和部队调研，倾听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们最真实的看法;
果不其然，抱有像何畏那样看法的人，可谓是数不胜数，只是因为他李德胜率领北上红军接连获胜,所以才没人跳出来叽叽歪歪乃至违抗命令;
但中央就不一样了。
说到底,他李德胜不过是区区一名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跟大家差不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服气。
而现在看来,“速胜论”的重新抬头，应该是从中央和高层领导干部开始，一路蔓延到地方和基层上，然后又反向作用到中央。
唉...
用马诗舞同志的话说,武汉、南昌、陕北的这一连串胜利，让很多人又觉得自己行了啊...
果不其然,在关于对日作战的问题上，项英、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贺龙、关向应、柳直荀...一个接一个地跳了出来;
可以说,除了在北方的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外，几乎所有来开会的军事干部均表达了对“抗日速度太慢”的不满,认为:
应该开展更大范围、更大烈度的对日作战，同时,联合阎锡山或者干脆拿下太原之类的大城市,以华北平原为根据地和大后方，节节抵抗日军即将到来的侵略。
也就是朱老总、刘伯承和赵博生等极少数军事干部保持着沉默,始终没有发言,不说反对也不说支持。
然后是跟着李维诺夫一起返回南昌的任弼时、王稼祥,还有不少跟军事联系比较紧密的干部都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同样只有伍豪、瞿秋白等极少数人不发言。
当然,虽然跟李德胜的意见不同，但因为武汉大捷,大家都说得比较委婉,包括性子耿直的彭德怀和王稼祥也只是用建议的形式提出异议，没有直愣愣反对。
对于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得到众人的一致否定,李德胜并不恼怒。
一方面,他早就明白要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生气是无用的;
一方面，在北上“海阔凭鱼跃”的这段时间,他反而渐渐地磨出了自己的脾气,轻易不为观点不同而着急上火;
一方面，他知道眼前这些干部并不是所有人都说的真心话，只是他们代表着背后军队的意志,有时候不得不说;
最后一方面,谨慎的确是好事，但现在整个中共几乎全是军人,要是谨慎到连勇敢出击、必败敌军的心气都没了，还当什么军人!闹什么革命!
然而，饶是有这么多考量，饶是大家都不认可，李德胜依旧坚信，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还好，提前有所准备。
耐心地听所有人说完了意见，见伍豪的目光投过来,李德胜才微微清了清嗓子，从缴获自刘峙的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请示道:
“各位同志,请抽一点时间,听我汇报一下武汉战役相关事宜。”
听到这话，众人一下子认真了不少。
虽然前期已经通过电报和战报等形式初步了解了一下这场战役的全过程,但终究不可能很全面,只有从真正的最高指挥者那里,才能了解得更加深入。
李德胜走到台前,将武汉战役是如何爆发的、自己是如何指挥的、中间经历了哪些事情、军队的运动轨迹、背后的一系列考量细致地做了报告。
他当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的指挥艺术有多么精妙、这仗打得有多么牛逼，而是为了告诉眼前的同志们，所谓“武汉大捷”的“水分水”有多大。
这个“水分”，不是说数字或战报造假,而是它最后的战役结果能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实在有很大的侥幸因素在里面。
很快，一些比较敏锐的将领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若不是“两何”(何应钦、何成溶)隐瞒了飞机被夺走、有战斗力惊人的红军空军经过的消息,蒋委员长不会放心大胆地亲自跑到武汉去指挥作战;
若不是马诗舞同志带着龙文光以碾压之势打垮了武汉的国军空军并抢走了机场剩下的飞机获得了制空权,蒋介石不会在武汉大礼堂挨炸;
若不是在大礼堂挨炸,还被红军空军和外围的贺老总等人反复挑逗,蒋介石就不会气急败坏，放弃一开始的“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若不是蒋介石气昏了头各种微操,李德胜断然没有机会指挥部队把大量的国军当狗遛，拖瘦拖死再吃掉;
若不是放弃了这些原本非常优秀且切合实际的策略，红军即便能打破围剿,也必定会付出很大的伤亡;
若不是蒋介石好面子外加意外被炸伤被迫在医院治疗,红四方面军断然没有机会包围并进入武汉三镇大肆“抢掠”;
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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