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带着人形玩日共 第550章

其三、通过集体化产生的各种需求，能够充分刺激本地的工业生产，为东北打下更加牢靠的工业化基础;

同时,农业又可以反过来依托东北的工业基础产生农业加工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其四，集体化尤其是大规模机械化之后，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口必然会大幅下降，占用农民的生产和产生活时间也会大幅下降，不再需要“顶着星空出门，顶着星空回家”;

这样一来，农民的生存成本下降，就有更多时间和医院参与扫盲等各方面的学习、愿意将孩子送去读书，提升人口素质，释放更多人口去工业生产上;

其五，农业集体化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和小农之间的交易与沟通成本，低成本、较公平地从农村获取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化，稳定城乡市场;

在传统小农经济中，所有农民都只挣扎在生死线上，不饿死人就算是“大治”，但集体化做得好的话，却能够避免在提取剩余的同时，破坏农村的稳定;

其六...

最后，就是藤原兼实一直努力在做，但效果相当一般的一件大事—―民族融合和形成国家意识。

这两年，由于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等“外族人”的大量成批次迁入，导致东北的民族成分变得极为复杂;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争水争地争利益，中日移民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甚至大打出手过(因为日本移民主要是过来当农民)。

虽然在藤原兼实个人的威望压制和法律的约束下，绝大部分矛盾冲突都被压制在了很小的范围，但长此以往，终究不是个事儿;

日本人只住在“日本村”，朝鲜人只跟朝鲜人混一起，毛子只跟毛子喝酒...这不能叫“融合”，只能叫“聚集”。

所以，除了强制要求学习汉语这种效果绝佳但速度较慢、耗时较长的办法之外，见效最快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并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工厂还好说,农村的话，就只能是“集体农庄”，把各自单独种地的农民变成在一起奋斗的农业产业工人。

这样一来，从物质和精神的角度来讲，集体农庄就成了类似于我党曾经到处建立的根据地，成了所有人的“舒适区”;

当所有人的“利益”都被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概念都会被逐渐淡化，只剩下了“同伴”的意识;

到了那一天，“五星东方共和国”才可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才能真正称一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对于跟“农业集体化”基本相反、在后世被吹上了天、号称“拯救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包产到户”，藤原兼实跟李德胜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坚决反对。

因为事实早已证明，所谓“包产到户”对于所谓“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影响确实有一些，但对于整个国家的农业增产却缺乏实际性的大作用;

一旦实施这种政策，要不了两年，国家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边是各地官员“贪污受贿兼并土地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是底层农民大量破产直到丢失土地。

什么?

八九十年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破产?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有更多其他利益可以吞吃啊!

不然你真以为他们就突然变得善良乖巧了啊?

为了推进东北的农业集体化乃至更晚些时候的人民公社，藤原兼实还跟总理赵子琪小吵了一架，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对方。

毕竟，一开始，东北搞的就是“大杀地主、分田到户、收拢民心”，现在又几乎180°反过来，着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这些深层次的考量，李德胜伍豪赵子琪陈康他们知道就行，对于戴万龄这种执行者，就没必要讲这么细了(主要是某人也没这么多耐心）∶

“...像你们这样对农村和农民比较熟悉、有一定威望又自身道德够硬的人，正是国家在农业集体化推进事业上所需要的人才。”

“请等一会儿，殿下...”

戴万龄好好消化了一下莫名觉得熟悉、但又从未听说过的新概念，才缓缓问道:

“我是否可以把这个...农业集体化...嗯，理解为...一群人一起种地、一起生活、一起赚钱、一起...而我的职责，就是管理他们更好地种地?”

有种当“地主”雇佣的“庄头”的感觉。

“唔...你非要这么理解也行，事实上会更复杂一些，具体怎么操作，你如果接受了，我会安排你去跟负责正负责这件事的邓子恢部长谈一谈。”

说起来，新的城乡建设部部长是不是得重新选一个过来了?

把尾崎秀实弄去台湾当总督，UMP40也调过去之后,兼领农业农村部和城乡建设部的邓子恢，工作压力估计不小吧?

从中共那边再弄一个人过来?

选谁呢...

在藤原兼实想七想八的时候,戴万龄也思索了一阵，打算提出自己的看法:

“殿下，鄙人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你就鳖讲。”

“呃...”

鲁迅又是没好气地敲了敲桌子，那位女仆小姐也轻咳了一声，藤原兼实这才撒了撒嘴,不再嬉闹:

“嗯，你说。”

戴万龄有点琢磨出这位“东北王”的性格了。

有时候,把他当成那种调皮捣蛋、能气死家里大人的孩子就行?

有点癫,有点疯。

懂了，不必那么毕恭毕敬。

戴老爷子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语气:

“殿下，我们戴家虽然是地主,但自己也种地，长期跟农民打交道,说句不该说的话，农民是短视的、无知的、狡猾的、斤斤计较的;”

“如果能拿到今天的好处，他们不会在乎明天如何，如果能拿到今年的利益，他们不会管明年如何，您想把他们拢合到一起种地，恐怕基本不可能。”

这话有些难听，但包括鲁迅这个地主家的少爷在内，大家都是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

藤原兼实顿了顿，说了一段很类似的话:

“我知道，农民们表面上忠厚,其实最会撒谎，不管什么时候,他们总是撒谎，明明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已经这么低了，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地逃税和隐瞒产量..”

作为后世人，又是改开之后最混乱的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看多了新闻报道，藤原兼实当然不会忘记各地农村地区是何等模样。

让公安机关颁布“车匪路霸，打死有奖”政策的车匪路霸可怕吧?

但整村整村一起制毒贩毒、大人小孩一起杀害来往司机和游客、强暴女人、互相帮忙隐瞒罪行，可不可怕?

真以为农民都是善良的好人，那才叫无知。

“所谓农民嘛，往往吝啬、狡猾、懦弱、愚昧、残忍、无可救药...你跟他们要这个,他们说没有,要那个，他们还是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只是藏起来了，对吧?”

“呃...殿下，您很了解农民啊，那为什么.….”“是谁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呢?”

“嗯?”

“我问你，都是爹生娘养的，大家没什么本质区别，谁也不比谁高贵，为什么农民就变成了这样?是谁把农民变成这个样子的?”

藤原兼实敲了敲桌面，手指把桌上的人一个个地指过去:“很显然，是你...是你...是你...是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是你们这些廉价享受了他们的劳动付出的‘食利阶层’.…”

后世常常有人说，“农民从来没有交过社保，所以国家每个月给他们200块、每隔几年还涨10%是国家和其他人对农民的恩赐”;

嗯?

那“三提五统”是什么?那“牵牛扒墙”是什么?

那些“视同缴纳”的公务员又是什么?

剥削了农民的一切，让他们苦了几十年，最后还要反过来污蔑他们，用高高在上的态度鄙夷他们，当真是猪狗不如。

“...尤其是你这样的地主，戴老爷子，是你们将他们束缚在方寸之地上，让他们永远只有那么点见识...哪怕你本人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做。”

这话更难听了，但戴万龄却只是脸色阴沉了几秒，接着却恍然大悟，明白了“农业集体化”的真实作用，至少是其中之—:

断地主的根!

作为勉强算是“白手起家”的典型例子，从带着些许家产分家一直努力到良田6000亩的戴万龄非常明白一件事:

不管是佃农、贫农、富农还是地主，只要手里有了地，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更多的地!

这可以说是“天性”，换谁来也改变不了。

像他戴万龄这样讲道理的，多半是拿钱买，最多无非想尽办法地压价;

遇到一些不讲规矩的，那巧取豪夺、灰的黑的、脏的臭的，手段可多得很!

藤原兼实冒着东北大乱的风险强行驱逐了原先的地主，让东北农村几乎变成了一张白纸,但如果不加以巩固限制，要不了几年，就一定会出现“新地主”!

所谓“土地兼并”就是如此形成的。

但如果有这么一个“集体农庄”的存在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土地是国家的，就算兼并土地,也只能是兼并“使用权”，即拿得到田皮拿不到田骨;

土地是大家一起耕种的,有钱者想要吞并个体农民的田地容易，想拿下所有人却难得多;

更何况，还有众人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农庄的管理者来自上级任命等加强对农村控制力度的办法。

这么一来，“新地主”诞生的难度就会大大提高。

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当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集体农庄、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哪里还会产生什么“地主”?

大家都一起变成了“普通”的农民。

这位日本的殿下，居然在谋划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念及此，戴万龄身体都在颤抖，却不是害怕和担忧，而是兴奋。

这样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如果能参与进去乃至获得成功，必然青史留名!

藤原兼实不知道戴万龄在想什么，继续悠悠道:

“...但是，为什么农民们就不能改变呢?跟着你们去打过仗的农家子弟，还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吗?改变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契机和一些办法而已。”

如果农民一直都是所有人认知的这样、如果不能改变的话，那解放战争当中的小推车，难道都是市民和工人推的吗?

说到底，有没有真心为他们着想并让他们感觉到而已。自感责任重大，戴万龄平静了一下心情，沉声道:

“或许您可以改变他们,但这很难,也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很长时间，殿下。”

“我才多少岁?我不着急。”

众人一阵恍然。

因为地位过于尊崇、表现得过于沉稳（干正事的时候)、成绩过于优秀，藤原兼实经常容易让人忘记他才仅仅二十出头。

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听几人对话的李延禄忽然开了口:“殿下，您是打算实行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吗?”

这话问得其他几个没跟苏联人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些懵。苏联?

苏联也有集体农庄?

难不成，藤原兼实要实行的政策,居然是从苏联那边抄过来的?

那可是跟日本为敌的赤色国家,这位爷还真是“生冷不忌”啊!

不，应该说“心胸宽广、实事求是”。藤原兼实看向了李延禄:

“噢?你研究过?”

“是的,殿下，我从1930年就开始研究苏联的集体农庄政策，还为此跟一些在华的苏联党员交流过..”

“噢?交流的结果怎么样?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集体农庄?”

李延禄抽搐了一些，委婉道:“负面看法比较多。”

“噢，我明白了，你是担心我也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推行集体农庄是吧?”

“是的，殿下，正如戴...戴老先生所说，农民不会轻易接受这种事物，强推的话，只会跟苏联人—样...”

“用剥夺土地、强制登记、刑罚处置、武力威胁、不给生产必需品等手段来恐吓农民，导致暴乱、饥荒、大量农民毁坏生产设备、农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

“是...是的，我听很多苏联人都这么讲。”

似乎是到了日本人的地盘，或者说那些苏联人本就是被“赶”出来的，他们骂斯大林骂得可凶了。

“小伙子，虽然我对斯大林的好感有限，但这件事没这么简单,不是你所听到的片面之词形容的那样。”

藤原兼实摇了摇头:

“我建议你去看一看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代理人，上次说过的那篇文章叫什么名字来着?”

“《胜利冲昏头脑》，1930年3月2日，还有4月3日的《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园同志们》。”

“对，这两篇文章，你好好读一读,看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怎么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部分党组织和干部违反自愿原则、威胁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

1930年3月14日，苏共中央还专门开会做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当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严厉批评了某些人的强制手段和“名左实右”的行为;

真眼熟啊，就跟“要文斗不要武斗”一样。

坏事他们全干了，好处他们全拿了，恶名全是上头担了。“您的意思是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其实也采用的是自愿原则?”

“没错，至少上层的政策规定是如此，而且事后不少使用了强制过激手段的干部也受到了惩罚，我们也一样，自愿加入、自愿退出，不得使用任何手段强迫农民。”

“殿下，那就更加没有农民会加入了。”“不能威逼，那就利诱嘛!”

藤原兼实随口举了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