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酒歌
“嗨!糖衣吃下，炮弹打回去嘛!”李德胜才不是个迂腐的人，登时笑道:
“管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现在能帮助中国站起来的，就是好主义!要是有可能，我觉得我们应该派人亲自去拜访一下那位菲尔德总统呢!”
“嗯，那我们明天再召开一下中央委员会内部会议商量一下这件事好了...”
想起美国盛传的“菲尔德女士是世间顶尖美女”、马诗舞的容貌以及陈慑传回来的“马诗凌非常漂亮”的情报,伍豪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猜测:
该不会，那位菲尔德女士，也是世革党的人吧?哈哈哈...应该不可能应该不可能;
那可是资本主义美国，哪儿那么多世革党。算了，应该是我想多了。
自认为事情商量完了,李德胜正要离开，又被伍豪叫住了:
“等等,润之，还有个事情,我想了想，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说说，就我们俩之间说说，说完了，就埋在心里。”
“什么?”
“你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红军，有失控的风险?”“嗯?? ?”
371高瞻远瞩与狡猾如狐
“...失控的风险?”
“嗯??”
伍豪这话一出，李德胜立刻就坐了回去，表情无比严肃认真:
“怎么说?出了什么事情?”
“还是分两个事来讲，一个，是我们占领南昌后，因为商业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跟外界的沟通联络越来越频繁...”
伍豪把陈嘉庚等人投靠的事情再次细细解释了一通:
“...所以有一些同志提出，是否可以学国民党那样,让军队参与部分商业运营的任务，这样可以减少部门人员...”
“绝对不可以! !!”
伍豪的话让李德胜差点跳了起来:
“军队不允许经商!这是底线中的底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变!”
军队是干什么的?
哪怕是红军这种担负着“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生产”等特殊任务的特殊存在，说一千道一万，其根本使命依旧是“武装斗争”!
换言之，依旧是打仗!打仗!打仗!
要打仗，就必须从组织设计上保证军队的“利益点”就在打仗上，才能够保证军队有绝对充足的战斗力;
然而，军队一旦跟经商沾边，即便是红军，他们的心思一定会从打仗转到赚钱上，那还打个狗屁的仗!
你看看国民党那些搞经商的军队,哪支不是烂到了骨子里?
陈济棠等人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么!尤其是余汉谋和李振球!
红军跟他们包括其他任何势力做生意,其实是有专人去干的，军队本身绝不沾手，所获利益也是先交由中央，再分配给军队,就是怕军队被商业“污染”了;
但他们不一样,是大小军头直接参与经商,自从红军开始给他们卖钨矿、用来分化他们和陈济棠后,这俩家伙连大余县和赣州的城门都懒得关了!
所有军队统统派出去当保镖、保护他们与红军贸易路线、避免货物被土匪或其他国军黑吃黑!
守城?
守个鸡巴!
当兵打仗哪有赚钱重要!
可以这么说,即便是他们自己现在要停了跟红军的生意，底下人都会分分钟造反，杀了这两个影响大家赚钱的家伙,然后选一个新的代理人,继续做生意;
红军心心念念这么多年、死活就是拿不下来的赣州城,毫不夸张地讲,现在已经不用打了，估计哪天心情好派人去接收就行。
李德胜早早地看出了军队经商的巨大弊端,也知道红军不是毫无私心的圣人部队，所以坚决不允许军队经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什么形式都不允许;
不然,后来某一时期的解放军、越军以及1200美元一个咖啡杯的美军就肯定会向红军招手了。
伍豪点点头:
“嗯，这个已经被我否决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苗头,说明军队的心思确实受到了影响,也出现了几例很坏的事情,如果不加以控制,后面肯定会失控。”
“...还是进城之前我们不够成熟的原因啊...”
李德胜很清楚,这是南昌的“花花世界”迷了很多“没见识”的红军和中共干部的眼导致的。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回发生了。
无论是之前南昌起义，还是前两年短期拿下长沙时,都出现过军队被城市的繁荣吸引擅离职守甚至叛变的案例。
他轻轻叹了口气:
“回头中央和军委开个会，把这事儿定个制度下来...那第二个事情呢?”
“第二个事情,就是现在争论的对日问题了，军方那边给我的压力不小，吵着要北上去跟日军开战的人非常多，还有人冲到我这里,就差写血书了。”
“这个...只能算是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吧?”李德胜摇摇头，没觉得自己被人否定有什么大不了:
“党指挥枪,只要这要个铁的纪律目前没有变，一般的争论就不算什么,你自己都说了，是同志们求战心切。”
“是,目前是这样,党指挥枪的大原则没有变,但无论是之前的赣州战役,还是现在的对日问题,都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赣州战役的失败方式,跟李德胜预言的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上海临时中央被世革党端了还送来了宝贵情报,这场战役最后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伤亡;
你以为这场战役仅仅是临时中央非要打才发生的吗?是，但也不完全是。
包括朱老总在内的红军主要高级将领乃至基层干部和战士其实都有责任;
因为他们想打,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撺掇”了这场战争。
而现在，对日作战也一样。
眼看着李德胜率领着北上兵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胜利，眼看着温玉成这样的年轻战斗英雄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很多人坐不住了。
用伍豪某次听到的“牢骚”来形容就是，“再不过去打一场,咱们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怎么说呢?
是好事，也是坏事。
“诉苦大会”等政治改造工作彻底释放了红军的战斗欲望和战斗意志,使其成为了一支时时刻刻想打仗、逮谁都想咬一口、压根儿不怕死的勇猛军队;
对于打击反动派、抗击外敌和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件值得欣喜的大好事;
谁都知道,军队想打仗不是坏事，只要党能管住他们,就不成问题，军队不想打仗，那才是要命的事;
总不能跟后来的美军似的，军队高层越过政府主动跟解放军高层打电话说“如果要发动攻击我们会提前通知、希望你们不要误判”吧?
但问题是，被赋予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世界”的使命后,红军的战斗欲望有点过于旺盛了，旺盛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干涉着党中央的决定;
这就是“党指挥枪”无法容忍的事情了。一支军队,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尤其不能有自己的政治意志!
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意志应该时时刻刻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党说打就打,党说停就停，党说冲锋就冲锋，党说隐忍就隐忍!
否则，红军迟早会走上日本军队那样的道路!
这些问题,无论是李德胜还是伍豪,其实都已经很敏锐地察觉到了，今天的会议上，军事干部们的活跃表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已经有了“枪指挥党”的想法，而是这种倾向已经隐隐有不好的苗头了。
只不过，伍豪要把问题看得更严重一些。
“...所以,润之,我认为我们是时候认真考虑考虑，加强加强红军的组织设计了，要在不知不觉间把这种苗头扑灭!”
再次确认李德胜的想法和自己一致、只是对问题严重性认识不同后，一直平静的伍豪也微微有些激动:
“我们必须保证，无论何时,军队不能独走,哪怕是再高级的将领也不能干涉党中央的决定!余洒度和苏先俊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出现!”
还有一句对现在的李德胜比较敏感的话，伍豪没说出来，那就是:
哪怕高级军事将官或地方军事负责人某一天突然叛变,别说跟蒋介石“银弹攻势”里的那些军阀—样带着军队一起叛变了，就连自己的警卫排，他都拉不走!
反正决不能出现第二个张国焘!思考了一会儿后，李德胜还是摇头:
“支部建在连上，我们有,政委制度,我们有,士兵委员会，我们有,民主集中制，我们有,诉苦大会，我们有，革命理念，我们有...现在的红军，不至于脱离党的领导。”
“可是.….”
“过度的平衡设计，有可能会损害军队的战斗力,现在毕竟是战争年代,我们不能太限制军队的发挥...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
“我们的政委制度，出了点问题。”“啊?什么问题?”
伍豪懵逼了。
政委制度这么好的制度,能出什么问题??他仔细想了想，问道:
“是最终决定权还是政委工作人员本身?”
红军的政委制度是从苏联红军借鉴来的,中革军委《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
无论军事主官做出多少决定,只要政委说不，那就没用，在未得到上级指令前,军队必须按照政委的意见执行。
伍豪觉得，这完美地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唯一的疑虑就是对一切事物拥有决定权的政委自身会不会弄出什么问题。
尤其是...
“对，就是这个最终决定权。”
“可是按照规定，政委和军事主官意见不同时,政委虽然有最终决定权,但必须将争执细节上报吧?即便出问题,这个应该.….”
“说是这么说，但在实际作战的时候，这很容易错失歼敌良机甚至因为犹豫不决使部队陷入危险，尤其是当军事主官才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北上兵团这一路扩充、人手严重不足，临时选拔了不少缺乏足够军事经验的文化干部担任各团营连的政委，结果我发现,他们弄出了不少岔子:”
“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军事主官的意见明明是正确的，但因为跟政委意见不同而被政委否决的情况,或者，屁大点事都上报到我这里来决定...”
说到这里，李德胜苦笑道:
“这还得‘怪’世革党,在北上兵团，大量的电台配到了营甚至连一级,他们现在汇报工作相当方便，我又允许他们直接给我发报,所以发现这个苗头就很快;”
“现在这个苗头还不明显，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政工干部目前都是军人出身,懂军事，所以即便意见不同，往往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可是，一旦军队快速扩充，当我们需要大量军事指挥官,而新政委都是没有军事战争经验的干部担任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了...”
这又是一个在后来出了几次损失惨重的大事件之后才发现的问题。
“皖南事变”和“冀中事件”就是如此。
皖南事变中,虽然新四军损失惨重主要是叶挺的问题,但项英跟他因为行动方向和时间上的长久争执导致错失突围良机也是重要原因;
冀中事件中,明明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早早就察觉到了危险，要求迅速撤离，却因为政委王远音不同意而被否决，结果部队呆在原地而遭包围，全军覆没;
军队独走当然要命,但不懂军事又不肯听他人意见还拥有“最终决定权”的知识分子插手正确指挥导致的后果也是很要命的;
但问题是，中共或者红军不可能不接收知识分子来提高整支军队的知识文化水平，在可见的未来，大量缺乏军事经验的知识分子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不是说王远音就是混蛋,这位同志认为不能放弃根据地的残余群众和断后部队,在常德善牺牲后也腿部中弹,为了不被俘，举枪自杀)
(由此就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共对军队的控制有多严密，政委不同意,他一个身经百战、威望深厚的司令员愣是拉不走一个兵，也不独走，陪着一起死)
听了李德胜的解释，伍豪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道:“润之,你这是又要重新放大军事干部的权力?我们好不容易才构建起目前这种比较稳定的党政军权力结构，权力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就难了。”
“该变的时候，就得变，现在问题不明显，改还来得及，至少不用付出同志们的鲜血和生命。”
“给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培养军事技能、增加军事经验如何?”
“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但政治委员的‘最终决定权’这个权力，恐怕还是得改一改。”
伍豪考虑了一分钟左右，问道:“那你打算怎么改?”
听了这话，李德胜就知道,伍豪其实已经被他说动了,便连忙解释道:
“这个我跟马诗舞同志初步讨论过，军事的归军事，政治的归政治，党委统一领导，大的事情必须集体决策,但平时还是分工合作，履行各自的职责;”
“如果军事指挥员跟政委发生冲突,实际作战方面的事情,还是得军事主官做主，其他方面，就全部由政委做主，同时报告上级，接受检查;”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大原则不变，又能充分发挥军事主官的主观能动性和专业素养,避免正确的军事决策被错误干涉。”
伍豪思索起这种想法的利弊,越想越觉得甚有道理，然后忽然眼眸—亮。
对啊，这件事，可以拿来跟朱老总、彭德怀他们谈谈。既然中央放了一些权力出去,那红军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不是吗?
“润之!那这样，我们...你觉得如何?”
“不，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然后这样...”“那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很快，谈完了事情的伍豪和李德胜开始分头行动，连夜敲响了一个又一个中央委员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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